孟教授从海滩回来，直接去了办公室。明天一大早要去英国开会，他想把登机牌印出来，顺带把公务了结一下。孟教授的办公室在一幢大楼的三层。大楼靠窗的一边是教授们的办公室，所有的门都关着（教授工作无定时，何况这是星期五的下午）。另一边是博士生的办公室，有两间还亮着灯。不过，因为办公桌之间的隔板很高，看不见是哪些人在刻苦钻研。孟教授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严，以免学生跑来问些琐碎的问题。
他在电脑前坐下，打开邮箱，然后不无厌烦地发现，两个小时不到，他已经收到了九封新邮件（不算那些题为“紧急业务，”或者“确认您的帐号”的）。所幸没什么要紧事。其中五封是以各位院长的名义，每个工作日下午按时发出的本学院的信息，诸如申请经费的渠道、杰出教授的讲座、医学实验诚招志愿者等等。有一封来自某华人学者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每周给孟教授发一些要闻。另一封来自一个编辑部在印度的新刊物。他们向孟教授征稿，同时鼓励他申请当编委。这也是布告式的，收信人众多。孟教授和往常一样，确认了标题，把它们尽数删除。
剩下两封来自系里的秘书史密斯女士，都是关于学生的。一封问他下学期是否有博士生要毕业，她知道了好分配助教和助研的名额。另一封是回他的信。他的一位高足不知为什么没领到夏天的工资，问到他那里。他自然是转问秘书。秘书于是回了这封信，说和财务分析师联系了，已经澄清了手续中的某个微细的纰漏。这两封很轻松。孟教授即刻回了信：没有学生毕业；非常感谢，给你添麻烦了。
假如没有史密斯女士，不知系里的学生们会怎样挨饿或者造反，教授们会怎样手足无措呢。孟教授把两手交叠在脑后，仰着头想。既然去英国，应该给她带点有特色的礼物。买什么礼物好呢？
屏幕显示来了三封新邮件。一封来自本校一个他总记不住名字的机关。它提醒孟教授说，门下有位弟子尚未完成有关性骚扰的培训。孟教授把它当即删除。另两封也是提醒式的，却从不同的角度，增添了孟教授的烦恼。
一封来自系主任（一位待人和气、眼镜又厚又圆的中年男人），发给众位教员。他善意地提醒大家：二年级的资格考试快到了，希望大家按计划，尽快拟定考题。每年这个时候，孟教授都为这个考试出题。这几天他隐隐觉得教学方面有什么事还没办，多亏系主任提醒。事情不急，因为离考试还有半个月，而出题只需半天时间。实际上，考虑到了众教员对这类事情“不到最后时刻不出手”的习惯，系主任才早早发信，以免有人拖到最后一天还不知觉。孟教授把这封信挪进了一个名为“月底必须完成”的文档。
近几年出这个考题越来越烦心。原因是每年考完后，应学生要求，试题都贴到了网上，所以新题难得。此刻孟教授细想，还有个心理原因。多年前，系里刚开始搞二年级资格考试，主要的出题者是本系最德高望重的一位教授。他感叹说，如今的博士课程对于理论基础不够重视。学生根基不稳，就追求什么奇巧的研究，能成什么大气？所以他主张加强理论课，同时针对这些课程增加了这个考试。这项主张多数教授们（包括孟教授）也赞同。这位老教授也数年如一日，教理论课，出考题。问题是，近两年，看着老教授白发渐增，孟教授意识到他即将退休。而他一旦退休，主要的出题者就变成孟教授自己了。这项责任，哪怕只是在将来，也让孟教授每次想起来都隐隐心烦。
即使如此，他又想，也不过每年多费两三天工夫。到时候再考虑吧。他接着处理下一封邮件。
邮件来自他编辑的一个期刊。它属于技术性的，有不少投稿。稿件都先经他这个主编的手，转发给合适的编委，由编委找几位评委审稿。这封邮件是以助手的名义发出的，目的是提醒他，有一篇投稿，编委已经把评审意见上交十多天了，希望他尽快做决定。孟教授记起来了，他上星期考虑过这些，只是棘手。事情是这样的。这篇投稿来自两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孟教授当时读过，还不赖，于是发给了一位编委；稿件出手了才记起来：这位编委与其中一位作者的导师不睦。究竟从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不睦，谁也说不清；他们发表的文章（多属同一课题）也并不互相攻击。但是，和所有中等以上学术刊物的主编一样，孟教授对这类难以用逻辑解释的微妙关系都颇有察觉。几个月后，评审意见交上来了。两位评委都是本课题的专家，他们的意见趋于一致，说文章总体不错，修改之后可以发表。类似的情况，编委不过附和两句，有的懒人连文章也不再读一遍，就把意见转抄主编。总之，评审都是顺水推舟。可是这回，一看编委那篇长达五页、显然费了功夫的意见，孟教授就心说不妙。这位编委先综述了文章所涉及的课题，说非常重要，如能有所突破，再好不过。然后他简述了评委的意见，强调了批评的部分，弱化了褒奖的部分。最后详述了自己的意见，对作者们的方法提出若干质疑，对研究结果则认为“好得难以置信”。以他在本领域的研究经历，既然这种繁复的方法得不出成果，不如用更简洁的、二十年前的老办法。总之，作者们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贡献甚微。这种文章没有修改的潜力，应该当即退稿。
“还真有不怕麻烦的人啊，”孟教授上星期读到这个意见时，恼火地想。下一篇稿子要记住，别麻烦这位洋洋洒洒的编委。他恼火，并不是因为他青睐这篇来稿，想为两位年轻人鸣不平；也不是因为他瞧不起编委的学识与为人。老实说，孟教授既不在意稿件与作者，也不在意编委。他当本刊的主编快三年了，如今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时间。他的目标，就是在卸任前，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完剩余的稿件。当然，他有起码的标准，不然老一辈的编辑们也不会把期刊交给他。这位编委给他出了个难题，因为以他的评判——两个评委也同意——文章绝对不到立即退稿的地步。孟教授经手的文章中，就有过两三篇，七拼八凑，不知所云，总之比这篇差远了，他也因为一念之差，没退稿而发给了编委。编委又发给了评委。这些好好先生们的评语是：虽然有漏洞，但大修改之后仍有潜力。几个月后，那些害虫们卷土重来，用修改之后大幅加长了的文章来更有效地吞噬他的时间。
既然这篇不应退稿，就该判个修改或者大修改。判修改并无不妥；正如编委不必遵从评委，他这个主编也不必遵从编委。判修改的麻烦，在于他得写一个意见，阐明为何不遵从编委。孟教授不想写这个意见。不是他懦弱；对于自己鄙视的同行，哪怕名头更响，他也曾写过措辞委婉但态度坚决的意见。他不想写，是因为他不想花时间再读那篇文章，再读评委、编委的意见，然后写自己的意见。有人也许会不读文章以及评委、编委的意见，直接另写意见。孟教授再不敬业，也没有草率到这步田地。
基于以上的考虑，孟教授上星期就把这事搁置了。今天看了邮件，这些考虑又从他脑子里过了一遍。他把眼睛从屏幕挪开，看了看窗外环绕中心公园的柏油路。夕阳下，几棵杨树无精打采地立着。已经黄昏了吗？孟教授没料到时间过得这样快。他又添了一层恼火：因为他刚才盯着屏幕、考虑这事的时间，加上一个星期前考虑这事的时间，已经足以写成一篇令他人信服、也令自己心安的意见了。如今时间花掉了，心里也烦透了，意见（不论正反）却只字未成。真是愚蠢，愚蠢，愚蠢！
孟教授一边怨自己，一边下决心。他几乎要忍着恼火，把编委的意见原封不动地发给作者们。不过是一次退稿，他心想。作者们都年轻，又是名校出身，前程毕竟是光明的。倒是他的时间，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在这上面了。再次读到作者们的姓名，他又想知道，这两位并未精心谋划，就写出了能够浪费他如许时间的大作的精灵们，究竟是什么模样。他去了他们的网页。一个年轻小伙倒罢了，另一个是一位可爱的姑娘。她的玉照不在主页上，叫孟教授一顿好找。然后他怔了：那张俊俏的脸令他回忆起了曾和自己相恋的一位女生。
这张脸让孟教授下定了决心。他决定写一篇至少五页纸的意见，委婉地把那位编委，那位浪费他时间的罪魁，驳斥得体无完肤。写这篇意见需要时间。他把文章、意见等等下载到笔记本上，准备在飞机上重看一遍，到了英国再落笔。再有一个晚上也能写成了。
一小时后，孟教授从办公室出来，吹着舒心的晚风回家。诸事妥贴，他又想起了海滩、恋人们，还有他倾慕的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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