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
在西哲的眼中，语言本身就是真理，他们穷极一生所追求的就是用语言表达和发扬自己的思想与内涵，像是苏格拉底终日游走于市井，于社会百态零距离接触，和众生万象对话交流，所奉行的就是语言至上，到后来柏拉图将老师的对话收录，著书《理想国》，其中除了纯粹的对话竟然再无其他，可见古希腊哲人心中，哲学的任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教我们如何去说的方法，而不是语言背后藏着的现实与生活。
无疑，这一点极大程度影响了后世的人们，语言成了最有力最强大的符号，谁占据了语言的制高点，谁就是真理。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换个说法：强劲的语言锻造事实。
20世纪涌现了几代骗子演说家，他们对语言进行窥视并使其神奇地腐烂与发光比如元首希特勒，他正是天马行空地运用了西方人民对语言的崇敬，将卑污之身伪装成闪闪发光的圣诞树，进行精神贿赂与统治，让语言的犯罪而导致杀人。
神州大地：
反观中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最早著书立言的先哲孔子，对语言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他并不将语言作为唯一标准，而是产生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语境与实际。
孔子将学习语言的成果放在自己身上，切己体察，从而形成真理。
最能体现的便是孔子对待不同学生的态度与教诲，同样是“闻斯行诸？”这个问题，孔子的答案却不止一个，不给明确定义，不求解释完美，而是由问者出发，以生活为依据，给出关于不同的人适合自己最正确的做法。子路好勇果决，孔子便磨其锐利，使之稳重，公西华犹豫不定，孔子就激发其秉性，使之前进。孔子的传道方式，正是其因材施教，贴合生活的写照。同样，儒学的最高境界“仁”也没有用语言做诠释，孔子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事例无限去接近它，留给后人发挥的空间。
虽说道教不同，但庄子在对待语言上，实为与孔子一脉相承。《天道》中曾经讲过一个“轮扁论言”的寓言，老人懂得砍削车轮的奥妙，却不能将其精髓传授给儿子，庄子借此告诉人们，思想一旦落入语言中，就变成了脱离具体情景的抽象教条和空洞理论。真正的道理是不能用语言来覆盖的。
总而言之，东方哲人的思想更偏向于言传身教，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用，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权变，而他们的重心是语言的应用。
结语：
黑格尔有言，应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经不在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落入语言中，将其强行拆解或奉为真理，而应是聚焦于语言的背后，正应了孔子那句话“敏于事而慎于言”，中华文化，微言大义，靠的就是其背后的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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