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

        “那主壮得跟老犍子样哩咋会死了？！”

        壮哩跟老犍子样哩那主是我的二伯——堂伯父。

        那时候我十二三岁的样子，正在上屯乡三初中上学，借住在温基屯村的舅舅家。在一个周日的下午返校后,我把他的死讯当作重大新闻播报给大老表时，大老表却轻描淡写地来了这么一句。这句当时我觉得挺搞笑的话,时隔多年依然清晰的印在我的记忆中，偶尔想到二伯时，这句话就会首先穿越近三十年的时光再次敲打我的耳膜。

        二伯是我二爷的独子，也是一个寡汉条。二爷一子一女，堂姑在二伯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二爷在断伙时饿死后，二奶改嫁到了邻村，这些是我出生以前很久的事了。我刚记事的时候，二奶在邻村已经儿孙成群了，她经常带着一个小孙女回来住些日子，帮二伯拆拆洗洗缝缝补补。这个孙女曾经说过是要过继给二伯的，不过随着二伯的去世不了了之了。

        二爷原来在我们村南边埋着，一座孤坟，而埋着我爷、老爷及再往上父亲都说不清哪一辈爷的老坟，在村子东边的岗半坡上。每次上坟时也得给二爷烧上几张纸，两下扯拉，对一个小屁孩的双腿是一个考验，因此小时候上坟是让我挺烦的一件事。

        由于年龄小，有关二伯的一切都已经模糊不清了，记忆中他属于中等个头，身材墩巴健硕，还真有点像大老表说的像老犍子牛。他肤色黝黑，整日板着脸，噘着嘴，好像谁欠他钱不还似的，这可能是爹死娘嫁的生活经历给他留下的历史遗产。不苟言笑的人从不讨小孩子喜欢，因此我不爱接近他。那时候的多数人家都没有院墙，二伯门前有棵石榴树，从根部就开始分杈，长的支里舞叉的，是我们村第二棵石榴树，每年都会结一些果实，虽然呲牙咧嘴品相很差，在那个年代仍然是孩子心中最大的诱惑。我自然也对这些石榴垂涎三尺，但由于对他的恐惧，小小年纪竟然能战胜这种诱惑，因为他成天嘴噘着，我只能背地里叫他几声“二夜壶”，来弥补一下吃不到石榴的缺憾。

        二伯有一个经典的笑话。有一回过年贴春联，不识字的他拿着对联询问别人怎么张贴，问到其中一张"槽头兴旺"的杂缝时，有人戳怼他，说这张是贴到锅台上的，二伯就认认真真地贴在了锅台上，很快便成为传遍全村的笑话，虽已事隔多年每次贴对联总会有人拎出这个笑话逗乐一番。

        我们门户小，除了叔叔之外，就只有二伯这个门份最近的堂伯了，但这种近只是停留在了血缘和比邻而居上，实际往来上并不亲近。父亲吃的商品粮，一年到头在家呆不了几天，刚刚包产到户的头几年，我们家人没人，牛没牛。二伯当时正值盛年，犁耧锄耙耕牲口家伙什齐全，然而却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困难母亲大多数时间都求助于前院我叫三爷的。再后来母亲开始自己养牛，治家业，学着使唤牲口。母亲经常说二伯“憨奸憨奸的”，大概也是因为堂兄弟却不能互相帮衬的原因。而大老表听到二伯死讯时的反应及言语也是这种关系的自然折射，如果二伯和我们处得非常好的话，大老表可能就是另一种反应。

        八十年代初，村里来了个人贩子，带着一对从四川拐来的兄妹，二伯给了人贩子一百四十块钱把他们留下当儿女。哥哥起了个名字叫自来，意思是自己跑来的，因为我姐姐的名字中有一个霞字，所以也给妹妹起了个带霞的名字叫改霞。因为我勉强才记得事，我对这两个半路来的堂哥堂姐的记忆所剩不多。自来那时候大概有十七八岁的样子，总喜欢把我抱起来，高高地抛起来再接着，逗得我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是我记忆中对他仅有的一点印象。改霞姐小小年纪就远离父母，二伯又是个单身汉，所以和我母亲关系处的挺融洽，但关于她的记忆也只记有一个情节了。我小时就任性，有一年秋收时节，在门口被东西绊倒后，趴在地上不起来，哭着喊着：妈来，妈来，非要等母亲来抚慰。母亲手里忙活着，边哄着鼓励着想让我自己起来，我就是不起来兀自趴在地上哭嚎，等母亲忙够手了抄了个什么家伙就过来了，这时改霞姐赶过来把我抱起来，她温暖的怀抱让我免去了一场皮肉之苦。不记得自来给二伯当了多久的儿子，后来说回四川干什么呢——或许只是个借口，把妹妹留了下来，一去不返，从此杳无音讯了。

        自来走后不知道多长时间，二伯和改霞姐父女俩开始闹矛盾。开始可能顾忌影响，动静不大，只是父女两人在屋里小吵，后来越来越频繁，动静也越来越大，母亲心疼改霞姐，自然就充当和事佬每次去调停父女间的矛盾。有一次母亲又过去劝架，只见二伯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妈那个X,不听话。改霞姐可能实在是忍不住了，哭着跟母亲说：二婶你不知道，他都不像个老哩样……已经有所怀疑的母亲，把改霞姐叫到家里细细盘问，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二伯的孩子。二伯和改霞姐虽没血缘关系，但也有父女名分，他竟然会干出这种遭千夫所指的事。那时的世道民风不比现在，虽然二伯办的事不光彩，但事已至此，毕竟怀的是二伯的血脉，说不定能给二伯留下条根，好歹有个后，混一家人。因此母亲主张干脆父女变夫妇，就公开把孩子生下来，二伯也有点动心。但是不怕没好人就怕没好话，门口有人不知出于什么居心，跟二伯说，万一自来知道了不回来拿刀杀你才怪。二伯听了这话，立马像泄了气的皮球，成了一个有种做没种承担的懦夫，不敢采纳母亲的主张。母亲说咱虽然是小门小户，总归也是坐地炮吧，强龙不压地头蛇，自来就是回来了，就他一个人还能咋样？母亲至所以能有这种不让须眉的气慨，确实出于为二伯考虑之外，或许还有一层原因是我们门户小，总受欺凌，母亲一直稀罕人，二伯我们就算再不亲，多个人也是壮大了家族势力，如遇外战多个拉架的人，起码也少吃点亏。那时我奶奶和二奶都还在，当二伯犯怂的时候，我不清楚她们是什么态度，但仅从结果看，是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二伯的人生并不算太漫长，最关键的这一步，却是让改霞姐怀着自己的孩子匆匆忙忙地找人嫁了，男方丧偶，改霞姐做了填房。改霞姐出嫁不久就生了个儿子，据人传的有鼻子有眼，说那孩子跟二伯长得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再不久，又听说改霞姐得了不治之病，很快就去世了。

        我一直没有听说过改霞姐出嫁后的详细状况，不知道她的因病早逝是不是和怀着二伯孩子出嫁有关，但既然是以名义上的姑娘身份做填房，想必男方应该事先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不至于为这事难为她吧，或许这就是人的命。总之没能留下二伯的骨肉和改霞姐的早逝也成了让母亲一直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我上初中后就不怎么在家了，那时候还是单休日，周六下午只上两节课就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返校，也不太清楚二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像二伯这种没有亲兄弟的单身汉如果有姐或妹的话，一般就是他们最贴心的人了，二伯开始生病的时候，那个原来我一直没见过，和二伯一样黑壮黑壮的堂姑和娘家的联系多了起来，但因为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实际上和我们还是没有多少热度。堂姑张罗着给二伯治病的事，因为治病耗资甚大，堂姑找人把二伯值点钱的家当都拉走了，还有房前屋后的树也全都卖掉了。

        二伯的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已是康复无望，堂姑开始来跟母亲商量他的后事。我们弟兄两个只有一处宅基地，所以二伯的房子就是他们最后的筹码，条件是把我弟弟过继给二伯，名言正顺地继承他的房子，等二伯去世后，我们承担操办他的后事的责任。弟弟那时候才十岁左右，也不明白这样操作的原因，心里觉得被抛弃了吧，整天在母亲身边哼咛：我不给人家当儿……谈了两次不知为什么没有谈拢，正好也免了弟弟的闹腾。

        因为弟弟过继的事没谈成，后来同着中间人，母亲用了五百块钱买下了二伯的房子，所谓的房子其实就是两间低矮的土坯青砖外包皮上房，还有一间草顶的厨房，说买房实际是以房带宅变相买块宅基地。时间不长，草房就倒塌了，两间上房我们存储喂牛的麦糠用了好些年。

        二伯是在堂姑家去世的，他的房子已经卖给我们，自然连个停灵的地方也没有了。我们村头就是鸭河二分干渠，横跨渠道有坐小桥，二伯的棺椁从堂姑家拉回来后，就临时停放在那个小桥上。那时候二爷坟地边上的小树林，已经被村民们越来越多的房子所侵占，于是趁着二伯去世的机会，堂姑出费用，母亲负责招待帮忙的人，连同二爷的坟也一并起了，埋到了我们老坟北边几十米远的地方。

        二伯爷俩的坟是个孤零零的存在，当年因为二伯的怯懦，他们的坟头下边永远不会再增加新坟头了。早些年，每次上坟的时候，都会有刚烧过的纸灰，那是二伯邻村同母异父的弟弟来过，但我从来没在坟地里遇见过他。想到这儿时，忽然觉得在他们的坟头已经几年没见过这种烧过的灰烬了。

        伟人们大都具有谦逊的品质，因此他们经常会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之类的话。但每当我看到一望无垠的田野上星罗棋布的坟头和身边日复一日如蝼蚁般忙忙碌碌的人时，不禁就会想，如果把伟人口中书写历史的人民具体到这千千万万个个体身上，他们都书写的是怎样的一笔？在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程中，这些如草芥般卑微的个体究竟又能发挥多少作用？当然我也明白这只是一个无法去具体化量化的假设。集成电路诞生四十年来，基本是在遵循着摩尔定律来发展的，据说目前在指甲盖大的晶元上最多能光刻出几十亿个晶体管，尽管我们看不到它们，但他们确实存在并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书写历史的人民大概也就是这种形态的存在吧。

        二伯已逝，香火无继，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不会知道，这个壮得跟老犍子样哩的人曾经存在过。即便是一个子又生孙孙又生子的人，若干年过后，除一方荒丘让人寄托哀思之外，什么都不会留下，再即便是这一方荒丘，也是不会永远存在，否则现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早就没有了活人的立足之处了。

        既如是，我们该留下点什么？我们又能留下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