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简照南和简玉阶兄弟在港创办了南洋烟草公司,之后转向大陆市场,在与其他烟草公司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到二三十年代逐渐成为了唯一可与英美烟在华企业相对抗的民族烟草公司,在这一时期的它的经营策略和竞争手段都发挥出了有效的活力,因而到在三十年代的营销高潮时期,南洋公司已经显示出了它不可低估的竞争力。但是到中国民族工业普遍低迷的抗战时期,它是以何种经营策略为傍在战争中生存经营的?该时的南洋公司在中国烟草行业中是否依然具有竞争力、是否依旧能够与它的老对手——英美烟在华企业一较高低?高有龙在《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中就表示在抗战时期的南洋兄弟公司 尽管竭力经营,“也无法在中日战争时期维持公司的生产能力,更遑论保持公司在中国主要市场的竞争能力”,也提到“在南洋衰退的同时,英美烟公司则不断增长”,“30年代后期及四十年代初期,英美烟公司巧妙地调整了它的发展战略以适应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局面,尽管发生了战争,英美烟公司的业务仍蓬勃发展。”这两个结论从盈利事实上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南洋公司在战时的经营战略中对自己的“生产能力”具有自我选择的特点,特别是在后期的减产并非完全是受战事的无奈之举,而且考虑到外部种种环境以及南洋公司在战争时期迅速的应急反应及稳妥的表现,那么只以企业的产量多少或者利润的高低来说明南洋公司在战争时期没有实质竞争力则缺少说服力。
不可否认的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经过1936年和37年上半年的盈利高潮后也转入了低潮时期,但在这种新的竞争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更加隐忍而富有弹性的竞争策略使公司在战争中得以生存、经营,它的经营销售机制也更加成熟,它所依赖以及使用的经营资源和经营策略无不显示出一个近代年轻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转型的趋势,这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的竞争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1937年之前,南洋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以借助民族爱国主义开展的双方之间明显的直接商战活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资烟草公司被扶植因而打破了烟草行业先前的竞争格局再加上日军的破坏性活动,南洋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都更加注重独善其身,加之他们立场不同,可以说此时的竞争则更表现出同在烟草行业中的无形的对立竞争,这种对立之下南洋公司表现出的经营策略上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探究。
战争时期是最考验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最突出的时期,无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是英美烟草公司在战争前期的经营中,都凭借其经营的战略使其具有在烟草行业生存的竞争力,虽然南洋公司在它们之间以及与烟草行业其他企业的竞争中逐渐显示出投机经营特点,而且在生产销售过程中,相比英美烟公司的积极生产,南洋在“一切紧缩”原则下生产量与销售额远不及英美烟公司,但是考虑到在当时的环境中南洋公司做出的迅速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及南洋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战争后期的命运,可以认为南洋在战争前期的生存竞争中所体现出的经营理念和策略显然更利于长期的经营,更具有长期的竞争力。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南洋公司在抗战时的经营策略要比英美烟公司的战时经营策略更胜一筹,南洋公司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保守”及“投机”心理显然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本文仅通过二者的对比来说明南洋公司在环境禁制下依然具备的可以应变的经营能力,和其在面对灾难性的经济机遇时不屈积极经营的企业精神。南洋公司从战前的发展经营“应变”为战时的生存经营,竭力在瞬息万象的沦陷区里“创造”出了尽管是不尽如人意的经营模式,期间,所形成的富有弹性的经营理念在战时的不同阶段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在战争前期的形势逼迫下体现出的不存货、不积货的积极求生存的经营战略,到战争后期根据市场反应演变成了稳妥,隐退式的分散投资的经营措施,但是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它所具有的弹力机制以及在策略战中的隐形竞争力都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它得以在战争中于沦陷区生存经营的凭证。作为一个烟草企业,从出生到成长所经历的风雨在战时终于迸发出了成熟的张力,它此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民族烟草行业中最具代表性的烟草公司单纯地与对立方周旋,在复杂的战争形势下,它更像是对未知的命运担负起保存中国工业实力的责任的民族工业群体的缩影,“虽是为南洋本身打算,可是实际上奠定了我国烟草行业的基础”在抗战年代谱写了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所以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战时的经营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民族工业群体在战时艰难求存的场景,理解在当时背景限制下,各个民族企业通过尚未成熟的经营手段为我国工业基础的建设贡献,这是真正触碰并致敬中国烟草行业中“南烟时代”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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