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50）

宜昌宗教面面观（50）

五十一、宜昌走出去的王天官

而宜昌人说，正是因为有了东山寺，明朝的宜昌才会出现两位大官，一位是在曾任工部尚书的刘一儒，一位是任吏部左侍郎的王篆，宜昌人都叫他“王天官”。

宜昌民间传说，王篆小的时候，家境不宽绰，曾寄读于东山寺。有和尚夏日里到县衙去给知县大人送西瓜，这也是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县官老爷咬了一口西瓜，看见送来的西瓜又沙又甜，沁人心脾，不觉雅兴大发，信口凑了一句上联“东山和尚送西瓜，些许礼物”要和尚对出，王篆想出的下联是：“南海菩萨拜北斗，天大人情”。不仅文字对仗工整，而且辞意不亢不卑，很有分寸，深得知县赏识，于是不仅给了赏钱，还把他送去墨池书院求名师指点。

王篆自此更加勤奋，日夜苦苦攻读，终于在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考中进士，历官两京都御史，而且为官清正，有‘铁御史”的美称；后来“晋位少宰”，也就是吏部侍郎的别称，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天官”。这个宜昌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官的父亲王良策父以子贵，特别在南正后街（民主路）立一“天官封宠”大石牌坊，成为当时夷陵立牌坊品位最高盛事。天官牌坊为四柱三间，中有正楼，两侧有次楼和边楼。石牌坊上还雕有花纹图像，繁饰至极，成了夷陵地方有史以来最煊赫隆盛的一道风景。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王篆的恩师张居正病危，史书上记载：“（张居正）自度不起，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已复荐尚书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为黏御屏”。所谓伴君如伴虎，张居正死后，内阁道首张四维“始为政，而与居正所荐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恶”；直隶巡按王国在奏劾张居正与冯保经济问题的奏章中，同时“又论劾吏部左侍郎王篆曾贿冯保（司礼监太监）银3万两，玉带10条，以谋取掌都察院，并乞罢斥。”万历也就翻脸不认人，不分青红皂白，勒命王篆致仕（退休）。

其实王篆不过就是封建社会，君权与阁权的矛盾白热化的一个牺牲品，不过就是在明朝的铁幕时代政治倾轧发生的株连事件中的一员。和那个官至翰林院检讨的宜昌人雷思霈在那篇《少宰王篆寿序》里说的一样：“昔之诬公者百端，而公以身受之，今之辱公者百端，而公以心忍之……公有德于人，而或未必报，公无兢于世，而或有所悔。”

王篆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携家带口灰溜溜的回到宜昌的时候，时年55岁。到他80高寿的25年间，被说成是：“仍以气节为重，坚正接守，不以流言为动，保持镇静平稳心态。”还为家乡做了不少公益的事情，如修天官桥，资助家乡办学等。闲时以书史自娱，《东山寺记》、《重修至喜亭记》、《重修城隍庙碑记》等文章多出自他的手笔，尤其是在《东山寺记》里，王篆以寺为中心，描绘大江南北的旖旎风光，语言形象生动，写出了江流之急，山势之险，崇山峻岭的深远，云气水雾之诡谲，初开阳光之变幻。他写磨基山：“其山如旗，逆江为三，山如西来天马与楼对，山石叠嶂，葛道如在帷中。”着笔不多，却写出了山如飞动急驰的天马纷至沓来的动势；嵯峨嶙峋的叠峰，犹如重重帷幕，而风水大师葛洪却似端坐其中，十分传神，确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王篆死后葬在东山脚下，也就是原来的第四制药厂、现在的清江大厦处。从拍摄于上世纪初的照片上可以看出，王天官的坟墓规模不小，1956年4月，为配合东山改造，王篆墓出土的《顺天府乡试录》2卷，被国家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我国研究古代应试的重要文献，而那个乌龟碑的地名则叫宜昌人记住了这位王天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