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阳坡山（散文）

我来自阳坡山（散文）

我来自阳坡山

想起我的姨夫和大姨。他们给我留下记忆：犁、牛、土地、庄稼、劳动、汗水、甚至苦难。当我懂得回忆这些时，爱——是多么丰盈。

我爱着你，我想把一切生活的羁绊，都替你斩断。我又怕这爱太干瘪，就像，大姨干瘪的乳房，没有一滴奶水却娇惯了我一身的，毛病。

——写在文章之前

一

我大姨家住在阳坡山，那里很远，很远。但是我相信还能找到来去的路，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大姨家三个孩子，大哥二哥和香姐。上头还有两个老人，一个我叫外婆，还有一个我叫老太。大姨家独庄独户，出了木头大门，几级石头砌的台阶连着没有围墙的场院。我坐在门墩上打猫撵鸡。大姨说，我常拿个锄头在场院乱挖，问我干啥捏，我答，挖窝窝埋你哩；大姨说我六岁了还要揪她的奶吃；姨夫说我长得有官相，长大要当大官，我说我长大开大卡车，我一按喇叭你就来；香姐说，我那时最爱扯她的辫子，抓住不放，一揪一疙瘩头发；大哥说我小时唱孝歌唱的好，还和一个叫爷的划拳喝酒；二哥说我是谁都不敢惹的“红窜头”……

大姨家离大院子远，我很少上大院子玩。所以这家的猫娃子，狗娃子，那家的双娃子，平娃子，我几乎都不认识，也许他们认识我吧。

二

老太大概是很早就分家单另过了，住在大院子的那座烂房子里。老太是外婆的妈妈，也许是外爷的妈妈，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没有人告诉我，也许连我姨夫大姨也不知道吧，也许连我外婆也不知道吧，我记得他们管她叫“老厌物”。外婆这么叫，大姨一家都这么叫，我大概也这么叫了。老太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很老，很土。

老太老得说话都吐词不清，叫我“红红”，我直接没耳朵听；老得耳朵也聋，你说南她听北，聋子耳朵会打岔；老得剁不动柴火了，就着牛圈的玉米秸烤火；老得脸抽成了苦瓜，皱皱缩缩。老太具体什么时间过世，我忘了，和外婆一样，她们在家庭里，属于可有可无的人，甚至是多余的——“老厌物”。直到国家人口普查，大家才感慨，老太早死了一个月，要不然也许还能上电视、上报纸嘞；是的，他们说老太活了103岁，这还真是少见的事情。但是，老太死都不会死，要是能上电视，哪怕是上报纸，那会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啊，全家人都带着一脸的遗憾，甚至还有点懊恼。

老太还很土。记得那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我跑去她的住处玩，她啥都没有，只说“红红”来了，然后自顾蹒跚着小脚，拄着竹棍，走到牛圈，抱了一抱玉米秸回来。她把玉米秸架起，拾起火桶吹起来，烟气呛得她的老痰直呼噜。她啥都没有，花生、糖果、鸡蛋，她都没有，她给我捡两个红薯靠在火炉边。我厌恶的走开了，难怪都叫她“老厌物”，我可以容忍她喊错我的小名，但是我不能容忍她对我的无视，这是要烤牛粪味的红薯，给重孙子吃的？

我不知道，我当年有多么的愤怒，以至于能将五六岁的记忆保留三十多年，真是不容易。

三

我大姨一家，地地道道的农民。两儿一女，抬举三个娃，加上我，四个。我父亲给我说，你以为姨夫他们白养活你？每月还要给十块钱呢！那时候，我不知道十块钱是什么意思，更没有什么彼此的概念。我只知道，我是阳坡山的孩子，也是我父亲的儿子。

姨夫和两个哥哥，自然是一家的主要劳力。大概因为他们常年要去参加劳动的原因，我对两个哥哥的印象不多。只记得二哥犁地时，把牛打飞崖，牛摔死了，二哥吓跑了，多半个月不敢回家。香姐带我去放牛，打猪草时，拣到了一窝野鸡蛋，结果全煮给我吃了，为一颗野鸡蛋她还挨了一顿饱打，我高兴极了。姨夫上山干活总是把我背上，薅一会儿草，把我挪一个地方，摘一堆五味子给我打零嘴；收玉米时，还上树摇山楂给我吃，那山楂酸的我流口水，酸到我心窝子里头去了。大姨主内，一家的缝补浆洗，男女老少的吃喝拉撒，全归她管；在她背上实在呆厌烦了，我就坐在案板上看她擀面，我还坐在灶台上，看她做饭……

我怎么离开阳坡山的，我全都忘了，反正是离开了。在阳坡山长成了“土匪”，我需要文明社会的改造。阳坡山，我在你的襁褓里吃喝拉撒，度过难忘的岁月。

四

再一次见我姨夫和大姨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重逢本应是一件幸福的事，却是让我心碎和心悸。那是一个中午，放早饭学回家，一进门，发现两个被纱布缠着脑袋和手，满脸瘀血青黑而且肿胀变形的人。当我认出他们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那些人，用对付野兽、牲口的满是老茧和泥腥味的拳头，对付了我的亲人。我仿佛看到了，那拳头里边全是铁硬的石头和烂泥旮瘩。那一块块黑的泛青的血肿，像是一种电离辐射，刺激着我的脑神经。我的心里仿佛有万条爬虫在钻，钻的我钻心儿的疼，钻的我额头直冒汗，钻的我手脚直打颤。

姨夫诉说着，弯刀的罪恶，我的眼里全是弯刀砍柴的影子，耳朵里全是柴火咣咣的呻吟；大姨，不说话，木木然，像是被弯刀砍呆了，被拳头打傻了。

我无法想象，血液如一条条蚯蚓，顺着他们的脸、脖子、脊梁流淌，仿佛发出汩汩的声音。更不愿想象，大姨他们抱成一团，像任人宰割的牲口，在角落瑟瑟发抖。

姨夫说，陈家两三个人，弯刀直望脑壳上剁，嘣嘣的响，血一下子就把眼睛糊住了。姨夫说，舀一瓢苞谷面都按不住，一瓢不够，再舀一瓢。仿佛在说一件平常事。姨夫说，拳头朝着脸上，脑壳上可劲儿的凿，只觉得，眼前火星子乱溅……

姨夫说，哪有为啥哩，他们说我们偷了他们的一串柿饼……我够了，我够够的了，我哭了，姐姐跟着我抹眼泪。

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情怎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因为一串柿饼，我只知道，有一颗种子悄悄种下。每每想起，都让人心悸。我后来觉得，落后、野蛮不足以说服我看清楚一切，但事实上，我也无能为力。只是我想不明白，陈家，我大姨也姓陈，阳坡山陈家都是亲戚，为啥斗起来，比狼还狠，比蜂还毒？！

五

事实上，我大姨死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她身边，我也没能亲手埋葬她；我姨夫也还没有坐过我开的大卡车；我的姨夫大哥二哥香姐，他们都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我们隔着遥远的距离。岁月蹉跎，我早已不是阳坡山那个“红窜头”了，然而我也没能当上官，现在酒不喝了，歌也很少唱，在我安静下来时，我更愿意选择沉默。

时间一晃就几十年，岁月悄无声息的把很多东西掩埋。而我却感觉，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什么东西，落在了那片温热的土地上，它一直在等待着我，去找回。

就像，我始终无法忘怀的，那场冷子，把一道场的麦子打的稀烂；就像，我始终清楚记得的草帽子碗碗，装着刚从树上摇下的野山楂的酸。二哥把牛打飞崖摔死了；香姐因为我挨无数顿打；下沟地垄的黄瓜又嫩又甜；我把场院的麦子花撕开做鸡冠子；那一树核桃格得人心焦……

还有，我写不出来的文字，以及姨夫大姨给我唱过的儿歌——

宝儿羞，打斑鸠，班鸠过河吃豌豆……

麻野雀，尾巴长，说哈媳妇不要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