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在美国——布鲁斯·芬克访谈 - EPS-精神分析行知学派的文章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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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最后是怎么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和分析家的？是什么引领你走向拉康的呢？
我不是心理学家，虽然我授课是在心理学系。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我在康奈尔大学上过几门心理学课程，不过我很快意识到，我主要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但是，就在1970年代，在像康奈尔这样的大学研究精神分析的大多数教授，都在人类学、政治理论以及比较文学领域。我实际上是通过批判理论接触到拉康的，他的方法很快就勾起了我的兴趣，而且我意识到那远比我在美国接触的一些分析家所采用的方法要更弗洛伊德式。
问：拉康派精神分析和英美心理治疗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后者把重心放在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上。为什么拉康派会在投入这样的研究上犹豫不决呢？没有这样的研究的话，精神分析还能作为正规的治疗技术流传下去吗？
我想说的是，精神分析——真正的精神分析——只有拒绝投入到这样的研究上，才可以流传下去。美国的精神分析圈子正在进行一项运动，企图将精神分析实践化约为可以量化的东西，由此试图满足美国式的结果研究要求。这是在经济学的方方面面以及学术界中，质量控制研究和质量保证研究的要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指望自始至终都通过客户满意度调查来检视和评估一切。要是按照当代的要求提供证据，通过开展结果研究，来证明精神分析是“基于经验的”或“循证的”实践，那将是含蓄地支持主人话语，而其当前形态就是资本主义话语。（提出证据表明精神分析改变了大脑化学物质和/或大脑功能，将是含蓄的支持这种荒谬的观念：就是除非变化能在脑部扫描中被可视化、或在神经递质水平上的前后检测中可被量化，否则谈不上一个人有什么改变——而这就是如今支配性的医学话语的一部分，后者越来越屈从于资本主义话语）。
专业教学计划的毕业生不断收到接二连三的调查表，询问他们是否觉得自己的学费花得值当，其中的假设是，顾客向来是正确的：教育机构要是让学生开了心，那就干对了事，哪怕他们学到的东西少之又少。
随着教育体系的严格性日益下滑，学生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可分数膨胀是个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教育中新兴的商业导向要求消费者满意而归——对单个老师以及整个机构都满意——，而且高分远比繁重的工作量和高难度的作业更容易让人满意，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在我看来，这种企图直截了当地将商业惯例应用到大学，这很不适当，除非人们真正关切的仅限于提高注册学生人数。精神分析和教育的目标绝非是简单地让消费者满意！
如果我们认为心理治疗应该采纳商业原则，那么只要客户高兴，并且继续向其他潜在的治疗客户推荐某位治疗师，该治疗师就会被认为是操作得当。虽然这样做有一定的商业意识，但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很有问题。
在德国、美国以及其它地方，有相当数量的分析家正在为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导向的心理治疗准备结果研究。他们隐然假设，1)无比复杂的精神分析过程可以化约为一组变量，而这些变量很容易解释和量化；2)人们在意识层面上知道某个过程是否帮到了他们。无意识旋即被排除在这些研究特有的建构之外，因为在我听说的大多数结果研究中，你发给别人一张调查表，或者采访别人，询问他们认为在他们的治疗中发生了什么。弗洛伊德指出，患者在结束精神分析治疗后的最初几周或几个月，往往会有巨大的转变;他们的症状有时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消失，这可能与“转移神经症”被消除有很大关系。
那么，你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结果调查或访谈呢?如果你在治疗进行期间的某个预设阶段这样做，你最终可能会发现人们正处于负向转移之中，而这导致他们的回应非常负面，然而这一艰难的阶段可能是通往成功结果的必经之路。无意识没有特定的时间。一段分析可能在这个人这里持续5年，在那个人那里持续12年，而且可能都非常成功。但是，如果你给这两位分析者都发一份调查表，让他们在正好进入治疗过程的四年后填写，你可能会收到极其失真的答复。同样，在一段分析最后一次会谈一结束就开展调查，得出的结果很可能与分析结束6个月或一年后的非常不同。当然，那些出于怯弱、所谓的贫穷、挫败，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在分析一两年后就离开的人，相比那些离开时觉得自己收获颇丰的人，给出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这些只是为什么就连结果研究的时机也有问题的几个原因——我甚至都还没触及这些研究所提的各种问题，以及它们是否有能力捕捉到精神分析所针对的主体性转变，而这远远超越了“消除症状。”
拉康派精神分析抵挡住了诱惑，没有轻易屈服并遵从要求，去将精神分析过程化约为一组可量化的变量，用人们对当前和过往工作进展如何的有意识信念来研究这些变量。
问：你能想象一种结果研究能更充分地捕捉到精神分析过程的复杂性吗?
拉康派有很多人支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结果研究，他们称之为“通过（the pass）”。这包括让那些认为自己已完成分析的分析者，向那些临近自身分析尾声的同道分析者，详细描述自己在分析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些同道分析者(被称为渡者passeurs)将自己的听闻报告给一个委员会，当然不会提及任何名字或身份信息，而委员会能够评估在其机构中开展的是什么样的分析工作及其结果。这是一种反馈回路，使得特定机构能够尽量克服在其精神分析实践理论和对躺椅上的患者的实际功效之间可能出现的缺口。了解藉由“通过”所获的东西，使他们明白自己对于分析过程持续的理论化，然后这又影响他们未来的实践。
问：你认为人们日益重视和不断要求做这类结果研究，背后隐含的是什么?
心理治疗中对结果研究的要求大多来自保险公司，他们主要对自己的底线感兴趣。保险公司通常只愿意为每周一次或两次的心理治疗付费，而很少有保险公司会为哪怕超过一年的每周治疗报销。大多数在10到20次的会谈后就停止付款，当然除非你给了患者一个特别致命的DSM诊断——那他们可能会容许会谈再进行30次左右。如果他们曾允许会谈长达200次，那将是难以置信的!但哪怕是200次会谈，差不多也只相当于一段分析的第一年!
这意味着精神分析和保险公司有点像油和水——融合不了。确认了这一点后，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对精神分析家本人提供报销，除非这位精神分析家也是有执照的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
实际上，不管是哪位分析家，要是希望每周见患者三次、四次或五次，就必须放弃保险，而这样做最终可能会更好。拉康派分析家和其他分析家在某种程度上始终置身于当前的医疗体系之外，远离更大文化的一些要求，这是好事。我有过很多患者，在和我开始精神分析之前，接受过他们能找得到的各种治疗，都得到了保险公司的报销，但几乎没有什么缓解作用。保险报销的许多当代疗法都涉及到手把手的指导，以及降低焦虑的企图；虽然这些疗法表面上针对非常具体的目标，比如减少症状，但患者始终极度不快乐，并继续遭受他们开始治疗时的症状之苦。
问：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来讨论拉康派精神分析为患者提供的，如果不是简单地缓解症状，又是什么。事实上，拉康谈到了“认同症状”，这个观点似乎让许多治疗师相当费解。
精神分析虽然不能明确承诺幸福，但通常可以承诺一些不完全就是非美国式的东西:它可以承诺缓解某些形式的不幸福。我怀疑，每一位分析家都会同意，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症状会减轻，但我们分析家不想承诺任何过于具体的东西。如果有人来找我们抱怨偏头痛，我们不想说我们完全相信自己能够消除全部的偏头痛。拉康在晚年提出了一个与直觉相悖的观点，即在某些情况下，成功的分析应该如何能够结束于“认同症状”。如果你在治疗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那么大多数患者会掉头就跑!然而，在分析的过程中会发生非常重大的转变，而且拉康所说的“认同症状”并不意味着症状没有被分析过程触碰过。相反，那通常会有彻底的改变。
有人在前一两次会谈上就问我诸如“我能指望什么呢?”之类的问题，而我的回答取决于他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抱怨了什么。通常情况下，如果他们抱怨过自己和重要他人的关系，那我可以自信地承诺，他们可以希望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改头换面。我通常发现那样说就够了——潜在的患者很少在他们开始治疗时就要求获得无比的幸福!
快速减轻症状可能对患者有裨益，但也可能导致患者过早退出治疗，使患者面临症状很快卷土重来的风险。若症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消除了，甚至在精神分析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些症状就不再为患者提供深入探索的必要动力了。深入探索常常是有必要的，这样一年后他或她就不会，比如说，再有什么新的惊恐发作，因为一些事情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修通。
减轻症状常常被认为是治疗成功的唯一标准，而且显然对患者很重要。我怀疑，它之所以经常被当作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仅仅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最容易评估:你问患者，“自从开始治疗以后，你的惊恐发作频率减少了吗?”他或她的回答是或不是;你问患者:“自开始治疗以来，你的惊恐发作程度有没有减轻一些?”他或她回答是或不是。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就像在其它情况中一样，研究人员假定患者实际上一直在记录自己惊恐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可情况很少是这样。但是，这种回答，即是或不是，似乎具有决定性的、“清晰的”二元本质，对研究人员很有吸引力。然而，患者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治疗在很多方面都帮到了他们，即使他们惊恐发作的频率和程度还没有减轻。这意味着，仅仅因为一个问题得出了一个清晰的二元答案——是或不是——它并不一定就能抓住患者的全部经历。简单地增加更多能够得出清晰二元答案的问题也不行。
问：大西洋两岸的分析家经常指责拉康在临床过程中忽视情感和情绪。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如果情感扮演了什么角色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情感与拉康的享受（享乐）概念有关吗?
人们指责拉康不谈情感，但实际情况是，在他那个时代，大多数法国分析家已经在不断谈论情感，而拉康试图做的，实际上是要抵消他们对情感的痴迷。我认为拉康通过谈论享受和满足(享乐)，作出的贡献巨大，可这曾经并仍然被极大地忽视了。我督导过很多分析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临床工作，如果有一件事是他们没有受过训练的，那就是考虑患者正以何种方式在享受他或她所抱怨的那件事。那件事对分析者来说似乎是最有问题的，是最痛苦的——满足（也就是享乐）就位于那里。根据我的经验，绝大多数临床工作者都忽视了这一点，相反，他们从表面对待患者的抱怨，把它们视为要摆脱的情绪。
这把我们带回了减轻症状这个误导人的观点。你要是没能意识到正是患者抱怨的那件事在他们生活中最能带来快乐，最让他们依恋——虽然是暗地里——，你就会试图减少他们的抱怨，而这将剥夺他们当下所知的如何在生活中获取的唯一享乐！这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线，但医生每天都在这么做，他们开的药据说是出于平复焦虑、缓解抑郁等目的。
抑郁症的原因多种多样，很难说一种抑郁症在心理因果关系上是否真的与另一种抑郁症相似。人们会沉迷于盯着具体的症状，比如厌食症或暴食症，他们会沉迷于悲伤，或沉迷于忧郁。这让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依据患者的主要表现或表露出来的情感，来对其进行临床分类，这是一种诱惑，实际上并不能帮助我们挖掘更适当的治疗方法。
抑郁症盛行于我们这个时代，这可能是我们文化发展的结果。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被诊断为抑郁，这一事实还可能,或者事实上，就反映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制药公司已经配制了空前多的抗抑郁药,你要是有一支“药剂”，就得找到可以用来下药的“疾病”——这在现代美国文化中是一个众所周知又证据确凿的问题，那里容许制药公司将其商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cf. Whitaker, 2010)。
医生要是听信制药公司的代表所说的话，相信自己可以用一粒药丸治愈抑郁症，就会更倾向于给患者贴上抑郁的标签，而不是认为患者，比如说，对父母中的某一位爱恨交织，内心极度矛盾。这样一种矛盾明显像是我的一位分析者“抑郁”的原因，他服用了几十年的抗抑郁药，尽管这些药对他的缓解作用甚微，还严重影响了他的力比多。但是制药公司没有针对“内心冲突”的药片，所以即便医生们能把“内心冲突”收录进DSM-V，他们也不太可能想把这列为一种诊断。
我接待过很多患者，他们之前被诊断为抑郁症，接受了半打不同的药物。他们通常没有经过我的任何干预，就很快摆脱了大部分药物。抑郁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抑郁是长久的神经症冲突带来的结果。治疗需要关注的是神经症冲突，而不是情感，情感有时甚至可能是一种掩护或烟幕弹，而神经症冲突就隐匿在其背后。情感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大家要是都非常关注情感，就往往看不清这一点。【1】
【1】参见Colette Soler（2011）的新书Les affects lacaniens.
问：拉康继弗洛伊德之后，将焦虑理解为对精神分析最重要的情感。虽然大多数治疗师的目标是尽快降低焦虑，但拉康建议分析家应该“小剂量地”运用焦虑，以推进患者的主体性改变。你如何看待焦虑在分析过程中充当治疗工具?
焦虑是情感的通用货币:享受可以转化为焦虑，痛苦、内疚和悲伤也可以。焦虑出现时，你不一定知道其意义，但你知道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在发生，有某种享乐在运作。
与我共事的一些分析家是在美国接受的训练，他们告诉我，训练中他们被告知，要是让患者焦虑了，就是犯了错。治疗的目标，就像他们受教的那样，是尽可能少让患者焦虑。哪怕美国的分析家一直在谈论情感(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的!)，但他们的治疗方法似乎旨在尽量少让情感显现，至少不以它最普遍的形式显现。
焦虑在临床工作中有所作用，其显现充当了一种信号，告诉临床工作者，他或她正在接近某些东西，而且在那一刻，解释可能会产生真正重要的影响。它表明了与对象a有关的某些东西在那一刻运作，那关涉丧失，即阉割问题。几乎不可想象一段治疗中不出现焦虑；你要是从没让你的患者焦虑，就可能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
弗洛伊德最初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解开所有神经症冲突所必需的一切，患者都能记起来;他觉得，患者通过自己和精神分析家的转移关系（the transference relationship），可以记起自己曾压抑过的一切，并最终能把它们都说出来。但是，他与患者一起工作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能意识到，还必须考虑一个定量的力比多的因素——拉康发明了各种术语来描述它，比如对象a和享乐。有某些障碍阻挡一个人回忆过去，阻碍其表述出受压抑之物的能力。焦虑总是出现在某物受到压抑的时候——受压抑之物就要以某种方式出现了，或以某种方式在运作、在被触及。
我对美国当代精神分析领域的感觉和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70年代中期所说的一样，即无意识已被遗忘。有一种社会失忆症在起作用:弗洛伊德对受压抑之物的那些极其重要的最初洞见，很多已经被束之高阁。我和很多临床工作者交谈过，他们好像对我谈到的受压抑之物的意思毫无头绪！
问：英美精神分析学家和治疗师，尤其是那些来自对象关系背景的，特别强调母亲的作用，以及儿童的前俄狄浦斯期经历。拉康跟随弗洛伊德，则是强调丧失那种母性体验以获得分离的象征身份对个体的影响。你能解释一下拉康对过分强调母亲般的呵护的批评吗?
许多当代的精神分析好像都在试图修复我们都必须经历的基本丧失:由于成长过程中与母亲分离而带来的丧失。很多分析家不接受这种丧失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家把这个丧失认为是“阉割”——不帮助患者超越、克服或处理这丧失,反而把这调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的母亲有所不足，分析家必须充当患者迟来的“足够好的母亲。”那问题就不是如何处理阉割，而是如何弥补患者的丧失，试图补偿这必经的丧失。
这让我觉得是一种痴心妄想，而且导致一种一切皆关乎育儿，关乎试图重新养育孩子的治疗。这甚至可能导致无休止的分析，因为如果分析家成为了你的新妈妈，而没有试图让你面对丧失，那你干嘛要停止见你的分析家呢?拉康派精神分析关注对象a和基本幻想，这关乎于重构主体与丧失的关系。这把治疗聚焦在了一个不同的问题上:“好吧，我小时候被迫放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没觉得我为此得到了足够的补偿——那我现在怎么走出来，而不是没完没了地获得补偿呢？”
问：拉康逐步认为分析的结束也涉及到冲动，这似乎意味着患者容许了冲动的、部分的暂时满足，而不是陷入幻想和推测别人想要他或她怎样。但是冲动的主体会导向某种反社会的、不计后果的、无视他人的人吗?这没有伦理问题吗?
拉康相信我们可以对神经症主体的冲动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给予冲动一种自由。这一观念暗示了，在分析的逻辑终点，神经症主体的冲动在理想情况下受到的限制要少得多，受到的抑制也要少得多。因此，拉康在1960年代肯定就已经相信，在分析的末尾，主体与享乐可以有不一样的关系。
这绝非是《你是第一位的》（Looking Out for Number One）之类的东西，如果你听说过1970年代的这本书的话。这并不是说要学会自私，无视别人。总的思想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太沉溺于思考别人想要什么，别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乃至我们极其拘谨，很少说出我们想要什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
拉康谈到对冲动的追逐在分析的末尾更自由，他指的是神经症主体，而不是精神病主体，后者愤怒时会掏枪射人。他说的神经症主体觉得很难向他人表达性欲或憎恨，也很难承认并拥有自己的欲望。拉康指的并不是主体在分析的末尾全然不顾责任，而是说主体某种程度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跨过了大他者。与大他者的理想、价值、欲望和要求分离，并不意味着主体开始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并凌驾在别人之上，而是说主体与社会习俗、与其成长过程中被强加的道德原则开始有一种不同的关系——这些原则他或她在某些方面接受或不接受,或者只是部分地接受——，最终面对它们，并将其中一些视为己有，而不总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是别人强加给自己的。
问：这好像呼应了拉康对爱的定义，即容许欲望与冲动共存。分析的结束与爱有关系吗?
毫无疑问，你指的是他在论焦虑的研讨班X上的评论(拉康，2004年，第209页)，即“唯有爱容许享乐屈尊于欲望。”我不认为拉康曾用爱来表述一段分析的逻辑终点，但这可能是一个硕果累累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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