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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功成身退，是李白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李白的读书、漫游、干谒、供奉翰林、从军入幕皆为此而来，李白的自信自负、得意狂喜、苦闷忧愤、焦虑烦扰皆由此而起。李白的一生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李白的心灵平静安宁的时候少，动荡不宁的时候多；李白满怀希望而来，带着遗憾而去。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陷入了一个难以超拔的精神困境。那么，李白的精神困境是怎样形成的呢？李白又为什么走不出这样的精神困境呢？

如果我们对李白的人生理想以及他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做一点较深入的剖析，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白的精神困境的形成是他所受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他的诗人气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1.就其人生理想的指向而言，李白追求的是孟子倡导的“兼善天下”“泽加于民”。

李白曾说自己“十五好神仙，仙游未曾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也曾两次接受道箓，他的诗中有大量的游仙诗，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白放弃了自己的“兼济”之志，转而追求个体生命的永生。事实上，李白的游仙不是相信神仙长生之说，而是因为现实的不理想而表达对理想生活境界的向往，是寻找精神的避难所。

但这样的精神慰藉是暂时的，同理，虽然李白曾为“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的文学事业自豪不已，曾对“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的饮酒之乐沉醉不已，曾对“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山水之趣留恋不已，但诗、酒、佛道、山水并不能使李白从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因为虽然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但在李白这里，是不得志也要上下求索，寻求“泽加于民”的机会。

2.就其人生理想的动力而言，李白把它看成“事君之道”“荣亲之义”。

中国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在“三不朽”中，“立功”对中国古代文人显得尤为重要。在李白看来，“申管晏之谈”以辅佐君主，为君主建言献策，从而“兼济天下”“泽加于民”，是为臣为子者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因此，他反复表白：“待吾尽节报明主”“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

综合李白人生理想的指向和动力来看，李白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进行不懈努力的精神支撑，是正统意识形态的群体价值观，而非追求个体精神自主、自由、自在的个体生命价值观。

3.就给自己的人生定位而言，是“愿为辅弼”，这样的人生定位超出了李白的实际能力。

李白青少年时期读过很多书，也学过纵横术，因此李白对自己的才能颇为自信，对自己期许很高。他说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说：“如逢渭水猎，犹为帝王师”。总之，李白认为自己是姜尚、管仲、晏婴、诸葛亮、谢安那样的大贤大才，他也要像他们一样做君主的辅弼大臣，做“帝王师”，有了他的智慧和才能，国家的清平安定便是轻而易举之事，平定“安史之乱”也很容易，“谈笑”之间、“琼筵”之上便可完成。

结合李白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待诏翰林和入永王幕的两次接近政治、参与政治的经历来看，李白对自己的认识是不清醒的，李白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是不准确的。待诏翰林时除了留下几首侍驾的诗以外，并没有什么实际作为，因此他被“赐金放还”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唐玄宗所说的“非廊庙器”，而不是被人馋毁。固然李白有可能被人馋毁，但李白被人馋毁主要是因为他为人处事的方式遭人忌恨。

关于李白入永王幕的人生选择，宋代文人蔡启认为李白之志甚大，但因其“才高意广”的诗人气质，难于“知人料事”，以致于不能对政治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所以其不能成功，只能让后人感慨惋惜。

永王李璘兵败以后，李白曾有《为宋中丞迁都金陵表》，代御史中丞宋若思向唐肃宗上表，建议迁都金陵。关于李白的这一行为，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李白专事作诗，一遇政治问题，便不知所措，几至杀身。”

4.就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而言，李白幻想的是君臣的“风云际会”，这是不切当时的社会实际的。

唐人刘全白说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正因为李白对自己的期许甚高，况且他是商人之子，不能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李白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和方式与唐代其他文人不同，他幻想的是君臣的“风云际会”。

其《梁甫吟》云：“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万六千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其《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云：“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李白希望自己也能像姜尚、诸葛亮那样受到君主的赏识和礼遇，而且李白以“帝王师”自期，他幻想君臣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君王面前应保持自己的气节和尊严。

有了这样的思想，李白在待诏翰林其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君臣之间尚且如此，对那些“王公大人”“金章紫绶”更不会放在眼里。前文我们提到，李白在未遇之前，曾向裴长史、李长史、韩朝宗等人干谒，一方面不得不称扬赞美对方，另一方面李白却也不肯完全放下自己的架子。李白曾以威胁的口吻对裴长史说：“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这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架势，傲岸固然傲岸，但也太诗人气了，以这样的方式为人处事，怎能得到别人的赏识和荐用，怎能不招人忌恨和馋毁？

过去在谈到李白二入长安受挫时，大都归因于唐玄宗晚年的昏庸和朝中权贵的无容人之量，其实李白本人的性格和气质、李白为人处事的方式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思想决定选择，性格关乎命运。

是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气象和开放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成就了李白思想的复杂性和他强烈的诗人气质，是儒家“兼善天下”“泽加于民”的入世精神和群体价值观影响了李白人生道路的选择。

然而正如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所言，李白“只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见识和才能的政治家。”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以诗人之见识、才情，却热衷于政治上的建树，两者的悖谬导致了李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悲剧人生。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情和禀赋，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现实社会，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人生定位，而不可好高骛远，只要能为社会的和谐和进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便不虚此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