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
阮籍、嵇康从何晏、王弼关于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出发，推导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结论，强调“贵无”和“任自然”，超越儒家而归于道家。
阮籍在《达庄论》里认为天地万物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虽然万事万物形成各异，但都统一于自然之气；对生与死的问题，人要顺其自然，泰然处之。
阮籍、嵇康对儒学的认识是清醒的，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可知他们主要批判儒学的被利用，并非完全儒学本身。
其实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其本身有内部缺陷的。儒家倡导的“仁义”并不能“全性”“保真”，而且容易将人引向虚伪。
因为人们为遵守这些仁义道德或社会规范，便往往压抑个体欲求和自然人性。
嵇康更是将儒家伦理视为违反人性的教条，在他看来，普通人的本性都是喜欢安逸厌恶辛劳的。
他们向往“大朴未亏”的洪荒社会，接受以自然人性为基本特征的老庄之学，最终舍弃儒学礼乐治世的思想，转信奉庄子遁世的逍遥学说。
只是他们不止停留思想层面还付诸实践，做出各种放荡行为。这种类似于“嬉皮士”的反社会行为，是对当时统治者假借礼教摧残人性的鞭挞与反抗。
但是他们的放荡越礼行为方式，让后来者模仿追求形式的“纵恣”，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性。
儒学玄学化的拨乱反正
魏晋时的乱礼狂放，空谈虚无的玄学风盛行，追根求源是汉末以来援道入儒的学术思想路线带来的恶果。
一批儒者清醒的意识到，必须拨乱反正遏制空谈虚无玄学之风，首先需对儒道两家的根本精神做出评估。
儒家追求荣誉，是为了求贤，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目的，则容易导致虚伪。
道家远离虚名，是为了求实，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目的则容易出现不厚道的现象。
儒家两家各有所失和所得，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绝对选择。
傅玄《晋书.傅玄传》、杨泉《物理论》、欧阳建《言尽意论》不同侧重抽空清谈玄风言不尽意论理论基石，捍卫儒家经典权威。
针对清谈玄风的另一理论基石“贵无”，裴頠提出“崇有”论与之抗衡。他单刀直入地从现存事物出发，引导出以“有”为本的本体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不是老子所谓的“无中生有”，而是之于现实存在的有。
同时期郭象的“贵有论”也是对儒学玄化的当头棒喝。郭象从“竹林七贤”的向秀思想基点出发，对向秀“儒道为一”思想在注释《逍遥游》是进行论证。
并从理论证明要得到道家的至上境界而逍遥自得，并不能无视儒家的理论，更无须弃世离俗 ，而是必须在世俗中满足自己的本性，在境界上才能做到“玄同彼我”“与物相冥”。
郭象解决了儒道之间的冲突，解决了游外与宏内、自然与名教的矛盾，遏制了儒学的进一步玄学化，也提供了儒道纷争中儒学地位巩固的理论依据。
儒佛之争
儒道纷争因向秀、郭象等人理论基本平息了。
但东汉时期外域文化佛教传入与儒学又发生冲突与融合。
佛教传入的东汉及流行的魏晋都是儒学陷入玄学化危机与自身面临信仰危机的时期。
高僧支遁《逍遥论》对庄子《逍遥游》的解释，纠了向秀、郭象“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
这样一来， 佛家义理与道家思想相合，佛道合流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玄学化，不可避免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反对。
尤其当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思想被下层民众接受，儒学为争夺民众的信仰，批判佛教开启了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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