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回来，小普发现外祖母的病更重了。一开始请来戈达尔医生，不明所以的戈达尔医生还开玩笑说不会是不想露面而故意称病吧？他叫她试试用牛奶为主的食谱，可是并不见效，因为她在牛奶做的浓汤里放了很多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盐对身体有害处。小普说“医学是医生一个接一个犯下的相互矛盾的错误之综合。”现代人觉得荒唐的疗法，在那个时候就是被医生当作真理一样的存在。在给外祖母量体温的时候，他把体温表比作小巫婆，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之前在东锡埃尔，他把刚出现不久的电话比作女巫婆（我们仿佛成了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女巫婆根据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外祖母或未婚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且在此提到了两样创造物，一样是体温表，一样是退烧药。书中语，这种退烧药尚没有应用于临床，因而我想体温表对当时的人来说也可能是新鲜玩意儿（虽然距离1868年德国医生翁德利希开始把体温和疾病联系起来也有几十年了）。
外祖母喝下药后，寒热被威力无比的化学元素战胜，暂时退了烧。贝戈特曾向小普推荐过迪·布尔邦大夫，小普恳请母亲请他来给外祖母看病。此时的外祖母受戈达尔医生的鼓励，足不出户，几乎卧床不起。迪·布尔邦大夫向外祖母谈起贝戈特的小说，“您认为哪个男性人物最能博人好感？”问这些问题仅仅是想了解外祖母的记忆力有没有受到损害。他说外祖母的病会好，可能拖很久，也可好得很快。只要您明白您什么病也没有，恢复正常生活，就会好得很快。他还极力让外祖母到香榭丽舍大街小普喜欢的月桂树旁坐坐。这位医生与其说是位医生，倒不如说是个文士，少了医生的谨小慎微，反而有种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
小普的母亲自然是愿意从医生口中听到安慰的话，他和母亲送走迪·布尔邦大夫后，几个星期以来压在心头的忧愁烟消云散了。几个朋友约小普第二天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外祖母听了迪·布尔邦大夫的话，也想要去香榭丽舍大街散散步。小普此时对外祖母病情的态度已经由之前的紧张，变成了满不在乎。他又成了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顽劣少年，觉得外祖母很自私，明明知道他跟朋友有约会，却像故意迟到似的磨蹭。外祖母在路上身体不适，一只手捂着嘴巴，大概想吐。路上心脏病发了一次，遇到了E先生，E教授尽管不情愿，还是把他们带进了他的诊所。“您的外祖母没救了，刚才的发作是尿毒症引起的。尿毒症倒不一定致命，但她的病我认为没有希望了。”E教授留下这样一个诊断就走了。
在外祖母生病的这个过程，只有小普母亲一直是极度绝望的，代表了这一家所有的感性，而小普的目光则像一个精准的仪器，记录着这一切。外祖母的病越来越严重，感到疼痛难耐时，医生准许她用吗啡。用过吗啡虽然疼痛减轻，但是尿中蛋白含量会增加。他们接受了一个亲戚的建议，请来了某专家，这个亲戚断言，请某专家看病，三天就好。医生来了，外祖母坚决不让医生检查，医生白跑一趟，他们过意不去，所以当医生提出给他们每个人检查鼻子的时候，他们没有拒绝。这位医生说他们每个人的鼻子都有病，要用点状烧灼术给去掉。当时他们的鼻子没问题，但在他的检查和临时包敷下，第二天都得了重伤风。
弗朗索瓦丝总是想给外祖母梳头，她的兴奋态度和外祖母垂垂老矣、脑袋被摆弄的东倒西歪形成了鲜明对比。外祖母的眼睛因为尿毒症的折磨出现视觉障碍、耳朵有时听不清，而且瘫痪，充血症加重时戈达尔医生用蚂蝗为她吸血。小普觉得蜷曲着卧在床上的外祖母已然像个动物，披了外祖母的头发，躺在外祖母的被窝里。外祖母早就从她的身躯里抽离了，在病中日渐枯槁的外祖母早已不是小普曾经依靠的那个外祖母，不知是不是看透了这一层，小普的眼睛才如此克制。
盖尔芒特公爵来探望，说是探望，不过是行使贵族所特有的礼仪，他推荐另一位迪欧拉富瓦大夫，并在小普母亲面前想把一整套礼节表演一遍，但是小普母亲悲痛欲绝，顾不上招待他，以至于他日后还在人前说小普母亲不讨人喜欢，不觉得这是正常的行为。前来看望外祖母的那些亲戚朋友，已经没有任何记忆点了，面对死亡，悲伤只有对最亲近的人才有效。在这里，这个最亲近的人是小普的母亲。这时迪欧拉富瓦大夫来了，他来为病人确认是垂危还是死亡，用的手法是给外祖母搭脉。他刚按上脉，一曲新歌已经接上了中断的乐句，氧气的声音停止，医生离开病床，外祖母死了。死神就像中世纪的雕刻家，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安卧在这张灵床上。
随着章节的结束，外祖母已经和岁月一样成为过去。我想起莫奈的妻子卡米尔临终时，莫奈在病榻前为她画最后一幅肖像：“在爱妻的病床前，我十分本能地对那已无表情的年轻面孔仔细端详，寻找死神带来的色彩，观察颜色的分布和层次的变化。”普鲁斯特也带着这种艺术的本能，精准而近乎冷酷地为我们展现了外祖母的病逝，也许此刻他还没意识到，亲人的逝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痛苦还没来得及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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