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现代家庭报》发表那篇文章以前，我已在北京的某个科研机构挣了不少稿费（其实是技术情报费）。北京给的那些个稿费我存了一半，那一半都让活跃在我身边的朋友给吃了喝了。这些朋友，如今一个也见不到。
《现代家庭报》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在我一次出差菏泽市，与大正公司老总张之合协商到武汉开会去几个人，我们三个人吃毕饭，我一个人住在牡丹宾馆，晚上太寂寞，为了排遣，随手撕开一个烟盒，一气呵成写下的。第二天向张要了一沓稿纸誊下，寄给了《现代家庭报》的王戴全，而作者的地址写的是河南一座名寺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有一个让我牵挂的刚被郑州大学外语系录取的女孩。我要在离开菏泽市往那个贫穷的小山村住上一阵子，那段时间是我最伤心最痛苦的日子。
离开菏泽的头天夜里，我仍住在牡丹宾馆的306房间。酒喝得有点多，他们送我到房间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懒得洗澡，脱掉衣服脑袋一挨枕头就昏昏入睡了。睡到多半夜，迷迷糊糊感觉床边走人，又似在梦中。我突然睁开了眼，顿时一惊，床边果然坐了一个人，一个打扮的很漂亮的妙龄女人。我眨巴眨巴眼，盯住她问:“你要干什么？！”女人并没有起身，没有半点惊慌，而是含情脉脉看我，她小声说:“陪陪你呀。”说完很自然的笑了笑。我说，我不用你陪，我想困觉，走吧走吧。她仍没有要走的意思，说:“那我们说说话，不行吗？”“不行！我困得要命，走吧！走吧！”我快要吼了。她看我没好脸色，立起身来，猫一般走出几步，突然又转过身来，脸有些冷，“我真走啦！”我挥了一下手。她轻轻地拉开门，闪出一道缝，幽灵一般不见了。我听到啪的一声门扣在响，我的心也随之一动。
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洗漱完喝了两杯白开水，正要准备下楼，门被敲响，来的人是昨夜送我那两个朋友，他们一进来就对我怪怪的笑，还不怀好意地问:“昨夜怎么样，舒服吧！”“什么怎么样？”我说。他们阴阳怪气地说，不要再揣着明白装糊涂啦，我们啥都知道，小妮的味道如果？
我顿然醒悟，也不遮掩，就一五一十地把昨夜发生的事情说给他们听。我的话刚说完，他们说，这可能吗，宫大人（宫大人是一个很丢人的绰号，以后我如果有时间，一定会将“宫大人”来历告诉大家）的脑壳被驴踢了！送到嘴边的肉不吃？找婊子要钱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提前安排好了的，并把钱已预付给人家。我说，散了，散了，在这个社会上活着都不容易，别说肉送到嘴边，就是塞到口里我也会吐出来的，然后讲出一大套诸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之类的腐酸话。这话他们是不会相信，因为现实就在面前摆着。
他们连拉带扯的把我往楼上拽，我拗不过就乖乖的随他们上了四楼。原来那女子在四楼办了服务场所，房外没有什么标记，房内却有理发店的各种设置。他们与那女人戏闹了一番，主题只一个:退钱！女人不示弱，讲出道理一大串，就是不退钱。好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答应给三个人洗洗头才算完事。这之后他们总是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戏弄我。他们说:宫大人也有一壶不开的水！
但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在小山村住过了一个星期，一日快到吃晌午饭时，女孩的父亲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走进了我住宿的小屋。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个子矮矮的，有点木讷。他有些吃惊地问:“你是位作家？”说着把报纸打开让我看，“你的文章发表啦！”原开他们学校订阅了《现代家庭报》。我羞涩的微笑，说:“我是啥作家，平时喜欢写文章，我这是瞎子遇见了死耗子。”他说，我们校长也看到了你这篇文章，说是今天晚上来看你，你别出门，在家侯着。
校长还真的来了，跟校长一块来的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教师，十分开朗。校长还带来一兜红艳艳的柿子，一兜红绿相间的又大又肥的无花果。校长很热情，要我谈谈怎样写作，还问怎样才能将自己的文章发表出去。我是真的解答不了这些问题，再是我也口拙，我们聊了不到一个小时，校长和那个漂亮的女教师就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女孩拿着稿费单欢天喜地的来找我，汇款单上的名字是她父亲的姓名这我是早就知道的。女孩就在那天上午去取了稿酬，回来高兴得不得了，买了一兜她喜欢吃的东西和一块肉，见此情景我也没有说什么，就在她家吃了饭，还喝了酒，她或许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什么，有一天她去市里为我买了一本书。那本书我只翻看了一页就一辈子喜欢上了，用半月时间抄写完，遗憾的是书被一个山民借走，那个山民再也没有与我见面。后来我又抄写了一遍，致于读过了多少遍已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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