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春（原创）

近来因疫情被问责的干部不少，这是好事。一方面体现了各级政府防控疫情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对广大干部提出了警示。

可是，在严峻的疫情压力下，一些地方有没有矫枉过正的情况存在呢？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因为在一些官员的头脑里，在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一定会有“宁可错杀五百不可放过一个”的思想存在。而只要有这种思想，就一定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

别的不说，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一事就是最好的证明。疫情已经让很多官员成为惊弓之鸟，问责更是会让他们谈疫色变。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下，岂能不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呢。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安徽那起未接电话被处分，网络曝光后又撤销处分的案例。

2018年8月，安徽省全椒县农村公路局副局长张伟因洗澡未能及时接听省巡查组电话，继而被当地纪委问责后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之后，当地又迅速做出反应，撤销了对张伟的党内警告处分。

在这起事件中，地方纪委之所以大动干戈，也不过就是因为生怕省巡查组对未接电话这件事不满，进而会影响该地的巡查工作。从根本上讲，这也不过就是只唯上不唯实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

其实现实中，类似的案例肯定不止一起。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被问责的干部都有勇气曝光给媒体。实际上，近年来基层干部对于这样的问责已经见怪不怪了。也正是这种问责，让基层干部失去了往昔敢闯敢干的那股勇气，变得畏首畏尾起来。

工作需要严明纪律，对于明知故犯或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当然需要问责，可如果机械地问责而不顾实际，只会损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让落实政策方针成为空谈。

针对枉法徇私、贪污贿赂等恶行，当然要发挥问责的手段予以严惩。可对于工作中的无心之失则要进行针对性甄别，给干部们敢闯敢干的犯错空间。一点儿错误都不允许犯，其实就等同于鼓励干部什么都不去干。

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鼓励干部敢想敢干，不拿问责去泼灭干部干事创业的雄心和热情。正是这种宽容的环境，才造就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奇迹。

可当下，问责俨然已经成为应对舆情的主要手段和工具。一件事情，但凡在网络上爆发，就一定会有一大批干部跟着被问责吃苍蝇。这其中，固然有该问责的干部，但也有不该被问责却被牵连其中的干部。

被牵连的大都是基层干部，他们之所以被牵连，是因为上级领导承受不住舆情压力，或者受到处分后不问青红皂白的层层追责导致的，是上级部门向基层甩锅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们干了不少活儿，到头来却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试问，这样的结果放谁身上谁不心寒？

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只要发生一件，就会在基层干部心中发生巨大的爆破效应，导致基层干部们从此对工作畏首畏尾，生怕会一不小心就被问责。当问责令基层干部们胆战心惊，那对工作应付敷衍自然也就屡见不鲜，并大为泛滥了。

此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趁着上级部门督导、调研和巡查的机会借机整人，让问责成为达成其个人目的的工具。借此显示自己的威严、权势以及个人影响力，使得问责成为其达成个人目的的帮凶。这显然既有失制度的威严，也有失制度制定的初心。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会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可论其影响，怕也没有干部怕事、不敢担事的现状造成的危害更大。

当干的不如看的成为潮流，显然问责就失去了本来的实际意义。我们需要给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们撑腰，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给我们的改革发展稳定带来新的希望。可我们也要给持有问责权力的人套上绑绳，不能让问责变成影响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硬伤，也不能让问责成为一些人整人的帮凶，更不能让问责成为形式主义砍向实干者的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