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秀

对于童年的人和事，总有一些让人难以忘怀，尤其是生死大事。

儿时生活过的医院附近老街上，有一户人家，住在下码头的路与石街交叉的路口上。对于成年人世界，儿时记忆是很模糊的，已经记不清楚那家人到底姓什么，老家又是哪儿的，是农民，还是镇里无田的居民，无从得知。尤其是儿童，对成人的社会关系，以及情感世界一无所知。多年以后，描述儿时的故事，只能是一个儿童所能看到，听到的，背后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那只能是个谜了。

沿着当地人称为老街的石街两旁建了商铺和民居，靠河岸一侧是低矮的平房，另一侧是骑楼。它们当中许多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或许这些住户祖辈们就在这条街上做点小生意谋生，有些房子还保留着最古老的木门板臼槽拼合的门店结构，有些已经把它改成了砖墙，只留了一扇小门。

老街往北边的尽头是电影院，高大的门楼上方嵌着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气派宽大的窗户上都挂上了外黑里红的遮光布帘，入口处有一扇对开式的弧顶对开门，有点像苏式建筑的风格。只要它顶上的高声喇叭响起音乐时，大家都知道，它要放电影了。

影院前门不远处的右侧原本有一个戏台，很多孩童爬上台面上嬉戏，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不见了。可能它就是老人口中提起的真君庙遗迹吧，还有那乡公所、靖卫团部，已不知所踪，都在风起云涌的历史中消失，老街北端的地名改成了缝衣合作社、供销社、公社农机厂、招待所。

麻雀虽然小，五脏俱全。这条短短的石街里，有豆腐坊、理发店、裁缝店、小吃店、布店、杂货店，既有公家的也有私人的。

交叉路口那户人家，是靠什么谋生的，孩子也不会去关心。它的右边上曾经有一个女人在里面放了一台缝纫机，替别人做衣服，母亲和她认识，偶尔也会带着我去那儿做衣服。那家人的门口总是摆着一架古老的独轮小车，或者竖着一副没有轮子的大板车架。

不知道是哪年冬天，有个认识的小孩约我去那户人家帮忙做鞭炮，那时候卖的鞭炮大多是家庭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要赶在春节前或者元宵之前制作出来，然后再拿到集市上去卖个好价钱，因此特别需要人力在短时间内完成那些繁琐的手工活。孩子们帮忙干活是没有工钱的，干完活之后，给些零散的鞭炮而已。

放学后，吃过晚饭，从医院摸黑偷偷地走到他们家，母亲是不知道我去帮忙做鞭炮，知道的话也不会让我去。

推开了他们家的门，黑漆漆的长廊尽头，一间房内亮着灯光，一张方桌上已经围坐了一大圈的孩子，正在忙碌着，与我相识的孩子见我进来，挪开一个空位，让我加入里面。大伙正在卷着纸筒，把废报纸、旧书籍上撕下的纸，叠平整，刷上浆糊，一张一张卷实在车轱辘钢丝上，卷后再把钢丝抽出，有一部分人则在把装好硝的鞭炮插上引线，再用钝头锥把纸挤压紧封住口，一伙小孩也乐得一起，一边干活一边嬉闹着。

手工作坊中，只有一男一女看起来像是大人，但是很年青。男性是认识孩子的小叔叔，女的是刚娶进门的新媳妇。男的不太坑声，默默地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切卷好的纸筒，给装好框的鞭炮刷底。偶尔也会进来看看我们这群孩子的活干得怎么样，顺带指点一下。

新媳妇留着一头长长的秀发，皮肤白皙，圆圆的脸蛋，总是笑吟吟的，笑时脸颊上绽开着一对小酒窝，身上还穿着出嫁时的大红衣服。她喜欢和我们这群孩子一起干活，一边聊着天，时不时“格格格”地，发出像孩子一般的笑声，和大一些的孩子嬉闹时，她的男人有时候会走过来骂她一句“癫麻”，大点的孩子也跟着叫她“癫麻”，她也不生气，依旧还是笑嘻嘻的。

她的名字好像是叫“连秀”，是一个当时女性很普遍的名字，不知道她姓什么。她对我很是友好，可能是我长得可爱，也不会随别的孩子叫她“癫麻”，也可能母亲是医生，也算是镇上的家喻户晓的名人了。在我过来帮忙的时候，她在总是时不时给我递上一个红薯，或者端出一盘炒粄干，偶尔会过来摸摸我的头笑着对我说：

“长得真可爱！”

“你爸妈都在单位上班，日子一定过得很好，真有福气。”

“你家里天天都吃什么？”

她的眼里透着天真与羡慕。

回到家里睡觉前，母亲发现了我的手粘满了胶，胶里又糊上了许硝末，脏兮兮的。问我去外面干啥了，把手弄得这么脏。母亲平时也没有多少空闲来管我，那时候的镇医院，即使晚上也有许多病人或者生孩子的叫门急诊。母亲不在房间里，我一个人总是不敢睡觉，在外面玩也乐得脱离那经常让人感到恐怖的医院。病人死在医院，在医院大门口的空坪上入敛的事是常有的事。

我只好把做鞭炮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从开水瓶里倒出热水，用肥皂把的我手搓干净了，并告诫我以后不许再出去做鞭炮了。我对母亲说，再做几天就做完了，以后我就不再去了。

鞭炮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母亲也不太乐意。晚上干完活，我对连秀和其他小朋友说，我以后就不来了，拿点鞭炮回家。连秀的男人拿了一小扎散炮递给我。并且说：

“就不能再来做两个晚上？”

“不来了，我妈不让我来。”

这么少，显然是出乎我的意料，出门时，贪心的我偷偷从门边的竹篮中拿了两筒鞭炮塞进了裤袋里，那个邀我来的小孩大喊了一声：

“他偷鞭炮！”

几个孩子过来拽住我，从我裤袋里掏出鞭炮，邀我来的朋友也和我翻脸了，我自知理亏，难过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把那扎散炮也丢给了他们。

连秀见状走过来，摸着我的头，对他们说：

“哎哟！你们别说他了。”

又对我说：

“别怕啊，没事的，没事的，来来来，你多拿些去吧。”

个头大些的孩子冲着连秀骂了一声：

“癫麻！”

我拿起了那扎散炮夺门而出，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连秀的家了。

春节和元宵过去了，鞭炮不用做了，我也没有在街上遇见过秀英，也不知道她家里不做鞭炮时在做什么。

直至有一天，医院里一阵吵闹声，伴着嘤嘤的哭泣声，在楼上刚吃过饭准备上学的我，闻声下楼，院子里最里边的一个诊室内挤了不少人，吵杂声正是从这间诊室内传出来的。从诊室的门外往里挤了进去，一眼看见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白衬衣，披头散发坐在诊察床上，脸色煞白，不停哭泣着，她是连秀！边上站着一个妇人喃喃自语般地念叨：

“哎呀，连秀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还这么年轻，日子还长，遇到事情忍一忍就过去了哇！唉！”

长着大鼻子的陈医生站在办公桌边，桌子上放着一脸盆的蓝色液体，他望着连秀，用他带着浑厚鼻音的声音问：

“你是什么时候喝的，喝了多少？乱来的，不要命啦？”

连秀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边抽泣边哭诉：

“他骂我，骂我好吃懒做，骂得好难听，什么都骂遍了，骂得我不想活了。”

热心肠的司药阿姨，一手扶着她，一手端着一口盛蓝色液体的碗，对她和颜悦色地说：

“秀英，你还这么年轻，气消了就没事了，不要想不开了，你要快点喝下去哟，把药呕出来就没事了。”

旁边的人纷纷附和着说：

“快呀！快点灌下去，快点把它呕出来。”

她自己端起了碗，一边哭诉：

“我都没脸见人呀!”

又问大鼻子的陈医生：

“医生，我会不会死？”

众人冲着喊：

“你快点吃下去呀！”

“是哟！不然就危险了。”

她犹豫地端起碗，一碗、两碗、三碗......喝了下去。

“医生，我喝不下去了。”

“再喝，不要停！”

“不行，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来来来，帮忙捏着鼻子，灌！”

陈医生伸手捏住她的鼻子，一手把碗递给旁边的人，示意把碗里的药水往她嘴巴里灌。

“哇”的一声，一股水流从她嘴里喷射而出，溅了一地，一股刺鼻的农药味扑鼻而来。

“再喝！”

不等她缓过神来，灌药的人又端起碗，众人齐声催促着她再喝。

“医生，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她满头大汗，披下的长发粘在了脸颊上，散落在肩上，无力地斜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让开，让开！”

一个男青年分开人群，挤到了床前，板着的脸铁青，两眼瞪着坐在床上靠着的连秀，他是连秀的丈夫，一句话也没说，面带怒色地瞪着她看了一会儿，扭头转身走了。

跟随着他进来的，年纪大些的男人，拉着陈医生走出了诊室，小声交谈了一番，又一起回到了诊室内。

“去抽5毫克阿托品，肌注。”

陈医生指挥着其他人。

母亲进来把我拽出了诊室，让我赶快去上学。我飞奔着跑出了医院，我张开双手快走在田埂上，越过田野，疾跑在马路上。学校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起，心里却在想：连秀应该不会死吧，看起来都好好的。

放学回来，那间角落里的诊室已经空无一人，空气里仍然混杂着浓浓的农药与来苏尔的味道。她还仰面躺在诊察床上，面如黄蜡，头发蓬乱散落，一只手坠在外面，脚屈曲着，无声无息，就像一朵凋零坠地的白花。

吃饭时，大鼻子陈医生在餐桌上谈论：

“她喝下农药前，还喝了一杯酒，农药是和着糖喝下去的，就喝了一盖子那么多。”

另一个阿姨边吃饭边说：老头子气得躺在上床上不起来，他孙子怕他也想不开，过去安慰爷爷，爷孙俩抱头痛哭。爷爷安慰孙子说，爷爷把你的媳妇骂死了，等明年爷爷攒了钱再给你娶一个媳妇回来。

附近村里的一个入敛师来了。医院大门边上的空坪上，两张板凳架起了一副黑色的棺材。入敛师在医院的诊室里给她穿上了生前的新衣服，又裹上了一层白布，捆绑好手脚，用一条白布带悬挂她的尸体，套在脖子上，抱出了诊室。年迈的入敛师抱着她，走着小碎步，把她安放到了棺材里，又往里面塞上了一捆一捆的黄草纸。

棺材前头已经点燃了许多香烛，草纸灰在打着旋向天空上飘散。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送别。入敛师把棺材盖盖上，远处好奇观望的孩子都被拉回了屋内。因为农村的老人说，入敛师在钉棺材钉的时候，是亡灵煞气最重的时候，要躲开。

“当、当、当”清脆的敲钉声在寂静的墟上响着，这声音震荡着人的心。

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吗？也许是吧！在孩子眼中，谁对孩子好，给孩子温暖的，那就是美丽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