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体芳是由瑞安走出影响全国的士大夫。与晚清多数士子一样，读书和考试构成他早年生活的主要内容。由科举正途入仕后，清流和学官则是他近30年仕履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他立朝为官，清廉耿直，注重气节。频频上书言时政得失，纠弹大臣失职，直声震中外，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有“翰林四谏”之称。反对外交上的投降，指斥内政中的腐败，与子绍箕、侄绍第都是翰林出身的“清流”健将。
作为“清流”的一员健将，他始终以守护传统并以传统为现实服务的立场参与现实政治，努力实现自己的经世抱负。在维护儒学传统的同时，承袭了传统文化固有的“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具有较为鲜明的变革倾向。
温州市图书馆大厅对联
在温州中心区世纪广场的西侧，温州市图书馆临水而立，在图书馆大厅里有一副对联阴刻填绿，行楷雅正端秀。内容是：“书从历事方知味；理到平心始见真。”
这副对联下署“漱兰黄体芳”，“漱兰”是黄体芳的字号。该联不是前人的集句，是本文的主人公黄体芳亲自撰写的。
那么，这副对联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历事”这两个字放在现在说，大概就是毕业后去实习的意思。古代国子监的学生要到政府各部门去实习。
派遣监生办事或历事，在明初就开始了。《明太祖实录》卷九四称：“上以儒生专习书史，未谙吏事，一旦任之以官，多为猾吏所侮，乃命于诸司习吏事。”从这条资料看，选用国子生到中央各部门历练政事，其实是为了让他们熟悉未来工作中的某些事务，以防止将来真正做官时，因不熟悉工作要领而被下属所欺。
黄体芳这副对联中的“历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实践。我们不妨这样解释：书读得多，还要亲身体验实践后才晓得其中的酸甜苦辣。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异曲同工之妙。细细想来，黄体芳是想让读书人不要死读书，让自己的所学，能在生活中体现,同时增长见识，也就是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
看下联的意思也是不难理解的。他讲我们求得的“道理”，要在心气平和的感触中才能看到本真。求学问与做人一样，要心平气静，不可浮躁。
百年前的联语，契合了新图书馆的内涵，其精深的含义仍然在激励后学奋发求学。
据温州市图书馆郑笑笑介绍，当时，为了选择合适的对联，他们花很长时间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原本想用孙诒让、夏承焘的对联，但觉得内容不太合适。之所以最后在温州博物馆的藏品中选择了孙锵鸣、黄体芳的对联，是因为这两副对联符合图书馆内涵，而书写者又是渊源深厚的先贤，挂在新馆很有意义。
与张之洞交往甚深
事实上，教习庶吉士的品级低微，不得向皇上具折言事，张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为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他“慨然有经世志”，与张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
清光绪三年(1877年)，张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张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贪鄙欺罔，举止卑谄，请立予罢斥。其中说道：“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
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
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予处分。
张佩纶在这期间，也上书“请宽言事之咎折”，称黄体芳以论劾董恂交部议处，请将黄体芳的处分特旨宽免。
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国子监祭酒，为清朝中央政府官职之一，品等为从四品。官职隶属于国子监。主要任务为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其上为监事大臣，辖下有监丞等辅佐官职。)
不久，张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前往祝贺，张之洞说：“言我负漱翁者再”，黄体芳则慨然而叹：“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
张之洞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暗指董恂有奸邪之意。
“清流派”重要人物
所谓“清流”，即“清议之流”。在晚清，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后人多称之为“清流派”。
黄体芳是朝中“清流派”的重要人物。
清光绪四年(1878年)，华北诸省发生罕见的大旱，朝廷下诏“求直言”，时任詹事府左庶子的黄体芳与翰林侍讲的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等人，接连上书，要求朝廷广开言路，关心民情，形成“清流”评议朝政的一个高潮。
区域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专家、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认为，晚清经世思想的活跃与滋长，有两个主要场域，一是京官的清议，二是地方士绅参与治理。
京城清议与地方士绅有着各种联系，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京城官员与自己家乡的关系。黄体芳少从孙衣言学。孙衣言、孙锵鸣兄弟曾积极介入地方治理。孙、黄两家关系密切，曾在瑞安组织团练镇压金钱会起义。地方士绅活动后来逐渐超出地方视野的限制，而京城清议则日益重视地方的活力，二者在思想上遥相呼应，汇合发展，意味着本土各种思想的重组，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也从一个方面导致后来的复古与维新的结合，推进了清廷的内部改革要求。
清同治、光绪年间清流的兴衰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情境下的政治和文化现象，是影响当时政局的重要因素。他们以“清议”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所反映的士大夫的政治主动性及其在处理内政外交问题中的具体政见，为研究晚清官僚士大夫的政治行为、思想状况和文化立场提供了一个方面。
阅读背景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莼隐，别署瘦楠、东瓯憨山老人，人称“瑞安先生”。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内阁学士、江苏学政、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光绪十一年(1885)，曾弹劾李鸿章，主张变法图存。因弹劾李鸿章，忤旨，被降职为通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讲金陵文正书院，时值康有为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乃与其子绍箕、其侄绍第均列名会籍。后又创办江阴南菁书院。
黄氏立朝为官，清廉耿直，注重气节。频频上书言时政得失，纠弹大臣失职，直声震中外，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有“翰林四谏”之称。反对外交上的投降，指斥内政中的腐败，与子绍箕、侄绍第都是翰林出身的“清流”健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上封事者“多以稿就正，每为之手定。”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九日(1899-06-16)，去世于瑞安，年六十八。传见《清史稿》卷四四四。叶尔恺撰有《黄体芳传》。孙延钊撰《瑞安五先生系年合谱》。著作有《漱兰诗葺》一卷、《黄漱兰先生骈文》一卷、《赋抄》一卷、《黄漱兰先生奏稿》、《江南征书文牍》、《司铎箴言》、《醉乡琐志》、《钱虏爰书》等。《晚晴簃诗汇》卷一六一录其诗作6首。
2004年，俞天舒编《黄体芳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记者林 晓)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