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一书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主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在2007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课时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一部讲义类书籍，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依次为“讲稿”，“文本”与“附录”。其中“讲稿”部分为李学勤先生讲课时录音整理而成的讲义，“文本”则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原文及三家注（六朝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附录”收录李学勤先生两篇文章：《走出疑古时代》与《谈“信古、疑古、释古”》，本文重点探讨第三部分。
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经始，“古今经书之争”历经两汉、隋唐、宋元、明清而经久不衰。西汉“今文经学”占据主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倡导“微言大义”，阐发孔子思想，发扬儒家学说的警世意义。东汉时期，注重对经文本意理解与阐明的“古文经学”在民间日益发展壮大。此后唐奉古文，宋尊今文，明清之际“朴学”兴起，郑玄、孔颖达、朱熹、顾炎武……无数先贤达人被卷入这场波谲云诡的争论之中。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引领下，我们不难看出：历朝历代对“今古文经书”的态度其实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现实决定的：宋时经济发达，学风活跃，对经书的解释更为灵活；而明清政治高压，文字狱迭起，迫使文人们转向故纸堆中进行发掘。到了清末，局势又发生了变化。
清朝末年，天下大乱。内有太平天国、捻军挥舞起义大旗，外有英法美俄列强虎视眈眈。而清政府却因思想腐朽，财政贫瘠，内政僵化而一筹莫展。甲午战后，“亡国灭种”的阴云笼罩在神州上空，读书人不得不将目光重新转向现实，在“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下，康有为顺势而起，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枚“重磅炸弹”，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大幕。
虽然这场变法运动仅持续103天即以失败告终，但康有为敢于挑战孔子，批判权威，质疑经文真伪性的思想却流传开来。“新文化运动”期间，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为契机，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将康氏的“疑经”思想正式发展为“疑古”思想。
1914年，顾颉刚读了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书中所说上古史“茫昧无稽”之语引起他对古书所记古史的极度不信任，遂萌生推翻古史之志。在其师胡适的帮助之下，与钱玄同、童书业等人于1926年至1941年，连续出版七册丛书《古史辨》，将“疑古辨伪”的思想发扬光大，形成学派“古史辩派”。
“古史辨派”核心观点有两个。
第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即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是从神话传说上演变而来，是不同时代一层一层积累造成的，只有把充斥在古书中许多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才能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史清除障碍。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越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大：周人以禹作为文明起点，孔子有尧舜，战国为炎黄，秦又三皇，汉后盘古；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上便成为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因而史学家在研究时，应将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按先后出现次序排列起来，研究这个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传说，其是怎样渐渐演进，是怎样“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局部的发展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古史辨派”顺应了新文化的浪潮，犹如一股清流注入史学界，有着“冲决网罗，推翻偶像”的强大作用。胡适、钱穆、王国维……民国时期的一流学者们纷纷加入这场古史大讨论之中，与日本明治时代史学家白鸟库吉所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及西方汉学家们所抱有的“怀疑精神”交相辉映，掀起了世界汉语言文化圈内的一场浩浩荡荡的疑古思潮。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法观点，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古史辨派”亦是如此。
钱穆认为“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是不完整的，古史不但是层累造成的，还是层累遗忘的。鲁迅批评《古史辩》“有破坏而无建设”，“将古史辩成没有”。王国维更是一语中的，他指出：“（古史辩派）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即他们的怀疑态度与批判精神是可取的，但是对于古史史料并没有充分利用。有鉴于此，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中国历史学上有跨时代意义的考据方法：“二重证据法”。
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即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随后王国维先生更参与推动了由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开中国田野考古之先河。
“二重证据法”打破了自古以来史学界单纯依赖文献而造成“图像失真”的困境，成为公认的学术正流，为以后多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突破奠定了根基。日后香港饶宗颐先生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三重证据法”即因“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有别于其他器物，而将其列为第三重。
20世纪30年代后期，哲学大家冯友兰为《古史辩》第六册所作序文中，将以往研究加以整合提炼，提出著名的史学“三段论法”：即“信古、疑古、释古”。他说，最初大家都是“信古”的，“信古”之后“疑古”，最终归于“释古”，这正暗合辩证法中的“正反合”观点。
至此，“古史大讨论”达到巅峰。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之后，当李学勤先生再次审视这段历史时，他发现冯友兰先生的“三段论法”已经走过两段，“信古”与“疑古”成为过去，而随之开启的，是“释古”时代的到来，为此他写了两篇著名的文章，即《走出疑古时代》与《谈“信古、疑古、释古”》，文中列举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例子，印证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正确性，同时也回顾了自新文化运动到如今的这场古史讨论，并呼吁历史工作者们走出疑古时代，开始“释古”的工作。
然而究竟怎样进行“释古”工作，李学勤先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代，我们比古人拥有了更多的资源，更为快捷的资料查阅方式，移动储存设备可以存放大量信息，读取十分便利；自清末以来一直持续到民国的“乾嘉之学”对古文做出系统整理；“古史辩派”的“辨伪”观点深入人心；中国考古学日益成熟，为“二重证据法”提供支持；中西方文化交流加深，引入西方新型“史学观点”与“逻辑思维”。由此可见，在“释古”工作中，我们应做到以下方面：
首先由政府、高校组织，汇集大批专业人才协同攻关，由点及面，将古史重新梳理、整合，其次在整理过程中，结合考古发现、古代天文、古代地理等多个学科知识，对古史的真伪性逐一验证。第三要利用互联网资源，节省大量时间，变以往的“学究型”研究为“攻关型”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培养起一批新时代、新思维的青年历史工作者，第四是结合国外先进经验与方法，加强与国外专家交流，摒弃传统史学界“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以客观、真实的眼光对待历史。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历史学者一定要静下心来，不要被纷杂的社会潮流所迷惑、裹胁，专心致志于学科研究。
当今世界，正是“两千年未有之文化大融合、大发现”的大争之世，历史工作者们更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紧跟时代潮流，承接先辈遗德，走出疑古时代，开启“释古”的大门，展现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新世纪下的学术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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