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不管是在哪一个博物馆里，有一样东西它必然会有，那就是武士铠甲。
那种铠甲不像欧洲骑士锁子甲那样精致，也不像中国将军铠甲那样霸气，反而在我看来有一点点原始和诡异。
特别是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形状各异头盔，和面具搭配在一起，总有一种妖魔风。
从文化上来说，武士道精神是塑造日本人精神内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在每一个博物馆里，它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武士，最开始被称作侍，是封建时代领主的卫士或者随从，它是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
封建领主在战争和统治期间，自然需要武力的威慑，而这些骁勇善战的武士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但是这里领主和武士之间是雇佣关系，而日本本身人口偏少，一个领主的领地规模更小，于是几个武士的背叛就可能带来产生极大的后果。
所以为了管理这些武士，并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效劳，封建领主们自然就需要一整套统一的准则来约束他们。
这套准则就是武士道精神的雏形。
这套准则的核心来源于从唐朝过去的中国儒家文化里的忠义仁和，最开始领主和武士因为供需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原因，义是排在第一位的。
到了江户时代，武士体系的完善，加上封建领主大鱼吃小鱼后，大领主时代来临，这时候地位明显不平等了，于是“忠”的成分越来越重。
所以，在武士道形成的过程中，“忠义”两个字一直贯穿始终的。
这种忠义，比起我们中国儒家士大夫的忠，还有西方骑士精神的忠，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西方的忠义，来源于对上帝的虔诚，来源于对于“神”的信仰，中国的忠来源于儒家孝道为核心，从而延伸出来天地君亲师的服从。
日本的忠义，来源于对个人名誉的一种极端苛求。
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这本书里，举过一个类似于中国赵氏孤儿和西方亚伯拉罕献子类似的例子。
就是为了保全武士道的忠和义，把自家的孩子给牺牲掉的故事。
这里面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唯一区别，就是中国和西方的故事里，小孩子的意见根本不重要，也没问过他们，而日本的故事里，小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都是发自内心的为牺牲这件事感到骄傲的。
所以，这种忠义是非常独特和极端的。
记得Sony刚收购哥伦比亚的时候，为了洗白二战时西方人对日本人的残暴印象，特意请汤姆克鲁斯拍了一部电影《最后的武士》。
那里面的故事在我看来也非常的奇葩，主角杀了武士的妹夫，武士竟然放过了他，并派他妹妹悉心照顾他。
武士道精神能让一个女人，带着崇敬的心态照顾杀了自己丈夫的凶手？！我当时看的时候感觉这也太恐怖了。
当看重荣誉，看重忠义到了这个极端的时候，到了压抑人的本性的时候，疯狂也是必然了。
比如二战。
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间毕竟很短，完全没有像英国那样完善的精神和文化土壤，于是天皇需要想个办法控制国民。
于是统治者们瞄向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把忠义中的“忠”，和精神外核的“勇”分别提炼了出来，结合成“忠勇”精神，让整个国家走向了疯狂的道路。
所以，在二战时期，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时期，所谓的武士道精神早已变味了，早已不是原本意义上那种“忠义”为主的道德准则。
武士道精神的普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凸显了出来，那就是大部分人文化水平非常有限，他们对于“忠”和“勇”的理解就会变得非常的片面。
就像《叶隐闻书》里的各种奇葩故事一样，当荣誉和勇结合到极致就会非常的奇葩，比如几个人喝酒起了争执，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了，这时候去上厕所的人回来了，了解了情况以后，就把身边另一个人杀了。
为什么？也有恩怨么？其实并没有，原因是他怕别人说他胆小，竟然在争执中未出过刀，就算去上厕所了也不行。
所以他要体现下“勇”，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笑话。
二战期间，为什么军国主义可以如此横行，还不是利用了人民对天皇的愚忠，而这个愚忠的源头，还是因为明治维新后，上层对于真正武士道精神的阉割。
所以，武士道精神也是在不断的演化的，到了现代日本，美国为了方便统治，针对制度、文化甚至宪法的一切修整，又让武士道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开始体现在了严谨、守信上，对人的忠义，变成了对制度的坚持。
如果说西方世界，人们行动力的源头是“爱”，在中国，政治文化的源头是“孝”的话，那么日本的行动力源头，就是“忠”。
忠于人，忠于内心，忠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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