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弘一法师——也就是出家前的李叔同——圆寂时写下的四个字，字面意思是：此刻离开现世，心中既感到悲哀，又觉得愉悦。
作为艺术家和痴情人的李叔同，也是高僧大德的弘一法师。这两重身份里，都藏着一个疑问。
按说，文人相轻是常态。一个艺术家，这派人说好，那一派就不以为然。但李叔同不同，从民国到当代的文艺名家，提到他时，个个顶礼膜拜：对他艺术造诣，美学家朱光潜、书画家启功、作家叶圣陶，都佩服得不得了；张爱玲够骄傲了吧？她也说“至少在弘一法师的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卑。”
历史上不乏遁入空门的艺术家。一般来说，他们做了和尚，也还是惊世骇俗，像明末的画家石涛、近代的诗人苏曼殊，或者言行怪诞，或者放浪不羁。但弘一法师又不同。他向世人和僧侣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苦行，什么才是严守戒律？有出家人说，全国有上百万僧人，找不出几个像他那样严守戒律的。
李叔同和弘一这两个名字，看上去代表两种割裂的、剧烈转折的身份，又有一种连贯的精神在内，简单地说，就是认真做事。他做世俗之人时，是旧上海的“第一等翩翩公子”，全情投入的艺术家；出家以后，就是最勇猛精进的僧人。我们对他的人生，尤其是他最终走入的境界，没法完全了解。但我们看到了：现实之中，真的有人清晰地走通了这条路。我想，世人对他的赞叹，正是来源于此。
他的人生和修行，现代艺术和佛学，都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彻底、坦荡的认真。
用丰子恺的话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他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这一层，于是爬上三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
他的前半生，把个人情感的敏锐和丰富程度，都推到了极致；他的后半生，又从感知里排除掉了个体欲念，将内心融入十方世界，关怀世间众人。甚至是万物：比如，当他看到草庵寺养的几箱蜜蜂中毒而死，也要端正地做法事超度。老鼠在寺里咬坏了佛像，他就每天喂老鼠两次，发愿这些老鼠“早得人身，乃至速证菩提”。那么，他临终所感到的悲欣，也许不再是自己的情绪，而是在世界上游荡的所有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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