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重回清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文人都曾收到国民党的邀约。钱钟书和杨绛也不例外。尤其是钱钟书，台湾大学聘他做教授，香港大学请他做文学院院长，英国也有学校请他做讲师，他都婉拒了。
他说：“那是胡萝卜。”
他不愿受“胡萝卜”的引诱。他也爱自己脚下这块大地。不舍离开。
后来，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有人问他们，有没有后悔曾经的决定？杨绛回答：“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
正如当初国难时他们义无反顾地回来一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杨绛夫妇受到清华大学的聘请，请他们任外文系教授。
但当时有个规定，夫妻不能在同一所学校任专职教授，杨绛把专职给了钱钟书，自己做了兼职教授。兼职的工资很少，按钟点工结算。杨绛自称自己为“散工”。
后来清华废了这旧规矩，聘请杨绛任专职教授，她还是愿意做“散工”，实则是为了逃避开会。
妇女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她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不是专职，只是“散工”。
然而她这“散工”，却并不比专职教授教得课少，后来甚至还应要求，多增设了两门课。
02受冤屈
1951年，“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被称为”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开始，知识分子则是思想改造的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
杨绛多年来一直秉持低调的作风，不问世事，一心只想做个贤妻良母。本以为可以安然通过这三个阶段。没想到，前两个都一次通过，控诉阶段时，一个女学生跳出来对她歇斯底里地控诉。
说她上课不讲工人，只讲恋爱；恋爱就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教她们即便结婚了，也应当谈恋爱。
可是，这个学生既不是自己班上的，自己也从未见过她。
震惊过后，杨绛便木然了。呆坐那里，波澜不惊，不闻不问。
那天回到家，她安慰自己：“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上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羞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想过之后，也就释然了。
第二天，她特意穿鲜艳的衣服，精心梳洗，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她要看一看旁人是如何对待
她的。还好，有些人虽然会避开她，但并没有怎么样。
不久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她的事。看到这则消息，她是淡然的：“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随他们怎么去想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03被剃“阴阳头”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遭到监管。
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方式有很多。“剃阴阳头”是其中一种。就是把头发剃成一横一竖两道，像一个“十”字。
有人向给他们剃头的姑娘求饶，幸免被剃。但杨绛是做不来这样的举动的，她就一动不动任凭他们剃掉了她的头发。
回到家，钱钟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反倒是杨绛淡然地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她还真想到了办法，找出了几年前钱瑗剪下的两条辫子，熬了一夜，做了个粗糙的假发套。
第二天，她就戴着这发套出门了。
刚上公交车，就被售票员认出来了，对着她大叫：“你这黑帮，还想上车？”杨绛说：“我不是黑帮。”乘客们都好奇地看着她，她一时不知该做何解释，说自己是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都不妙。于是，她忍着无数异样的目光，不发一言，坚持到了下车。
只是后来，现也不敢乘坐公交了。上下班全靠步行。
04扫厕所
那时的“运动”就是颠倒一切，原来打扫厕所的小刘，现在是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领导，而杨绛他们，被安排做小刘原先的工作。
杨绛仔细看过两间污秽不堪的厕所后，准备了小铲子、小刀、又用竹筷子和布条做了个小拖把，还有污粉、肥皂、毛巾、小盆等，放在厕所。没几天，原先污秽的厕所一尘不染。
后来，翻译家潘家洵的夫人对杨绛说：“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都不见一丁点儿的灰尘。”
杨绛说：“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妒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每次身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
她甚至觉得，这是一份好工作。因为扫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可以享受向所未识的自由，看见不喜欢的人可以呆着脸不理，甚至可以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人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
身处那样的乱世，一个曾经受万人景仰的教授，受到如此待遇，还能保有这样的心态，说这些极具幽默感的话，不能不让人佩服。
05既来之，则安之
1969年，杨绛与钱钟书与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集中到一起生活。
没过多久，钱钟书被安排下干校，而杨绛被安排到挖防空洞的地方，还要把书运进去。杨绛身体娇小，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大好，这份工作做起来很是吃力。
幸运的是，她平时为人和善，乐善好施，很多人都曾经接受过她的帮助，有人看到她做这份工作时的“力不从心”，便过来帮她。她提出帮对方织一套毛衣作为报酬，但对方执意不受，说只是不忍看她一人受苦。
在那样一个人心惶惶的年代，还能得到这样的帮助，实属难得。这也与杨绛平日的和善也是分不开的。而她得到帮助后还想着力所能及地回报，也实属难得。
不久，杨绛也被下放干校，守菜地。
正好钱钟书做干校的“信差”工作，要经过杨绛的菜地。他们便可经常在菜地边聚一聚。杨绛说：“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那样的环境下，这样的一番话，恐怕也只有杨绛能讲出来了。无论多么糟糕的境遇，她总能保持淡然的心态。既来之，则安之。
甚至在那样的环境下，她还坚持创作。她把干校的种种经历记下来，创作了后来脍炙人口的《干校六记》，用朴实的文字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经历。
简宝玉读书挑战打卡-《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90天挑战训练营三期 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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