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了两本关于宋代的历史书，准确说是关于北宋的，一本是王瑞来的《君臣》，另一本就是易中天的《王安石变法》。高晓松曾经说过如果让他选择古代的穿越时期，他说有三个:一个是诸子百家时期；一个是北宋时期；还有一个就是民国年间。可以说这三个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第一个不用说:中国各种文化道统的祖师爷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第二个就是各种大文豪: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等；第三个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大师们。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最开明的朝代非北宋莫属。宋太祖知道自己大位的正统性不当，是靠着欺负孤儿寡母而得来的，所以为了强调他政权的合理性，他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时候在朝为官的大臣们，可不是皇家的奴才或者朝廷的鹰犬，他们也是天下的半个当家人。正因为士大夫将自己看做天下的当家人，才有了范仲淹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势，要知道这种气势历来都是皇家专属；更别提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的格局。有人说如果这种诗句出现在明清两代，那无疑又是一个地震级别的文字狱，因为这摆明了想要造反。
士大夫的风光无限，意味着北宋的皇帝憋屈，他们要么被他的老师怼，要么被宰相怼，要么被整个官僚集团怼。士大夫对待皇帝有三种方式:一种就是以自己完美无懈的人格以及在士大夫群体中超然的地位对抗皇权，他们就如同政治洪流中的定海神针，皇上根本做不了出格的事，皇上对于这类人是无奈，只能认怂；第二种就是硬怼，给皇上各种难堪，当面骂街也是常有的事；第三种就比较迂回，给皇上献书，书中内容无非就是古代圣王们是如何治理天下的，这种方式就如同蜘蛛吐丝织网一样，把皇权给包围起来。
通过上述三种方法，北宋的官家很无奈的，任何一个快意事都做不得。但恰恰是这种限制使得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一百多年的“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是祖宗之法的法。好景不长，宋之后的王朝所做的种种努力无一不是在为皇家集权，到了清朝皇权已然登上了巅峰，这也意味着它没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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