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早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人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施援手。 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 ,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官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学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胸头沉思,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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