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飞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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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 桑 飞 机 楼

                      徐民伟

  如果让我说出老枣庄标志性的建筑，我会说是“飞机楼”；如果让我找出最能体现近代以来枣庄发展轨迹的地方，我还会说是“飞机楼”。这一方面是由于它造型独特，具有浓郁的欧洲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建筑相比，可以说是特点鲜明、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岁月久远，上百年的栉风沐雨、披雪带霜，让这座楼已成为长者老者，走近它，一样岁月的沧桑感会扑面而来；更重要的是它特殊的身份，它曾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办公楼，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与枣庄近代的历史紧密相联，曾一度牵联着能源产业的神经。

虽然枣庄历史悠久，有着七千多年的北辛文化，有着较为丰厚的两汉文化，等等。但是，"枣庄”能由最初的一个村庄的名字，近而成为一个镇的名字，再成为一个地级市的名字，并且是山东省首批四个省辖市之一，就其直接且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煤炭生产。枣庄的煤炭生产在中国的煤炭生产史上有着一席之地。据史料记载：枣庄煤炭的开采，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十四世纪中叶，枣庄周围已出现小煤窑群。明代诗人满碧山以“磨塘山欲尽，煤井地尽空”来形容当时采煤业的状况。由此可见，枣庄煤田的开采，可谓是历史悠久。然而，发展最快、影响最大、最耐人寻味的，还是在“中兴公司”时期。如果从1878年“山东峄县中兴矿局”创办算起，“中兴公司”经历了一百四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其中，至1893年中兴矿局共开煤井12座，工人从初办时的几百人增至数千人。1899年，在张莲芬的主持下，正式成立“商办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08年，公司注销“华德”字样，完全由华资经营，更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12年，台枣铁路建成并与津浦路联轨通车，次年，南大井建成，电厂竣工发电，中兴公司走上了近代机器采煤和铁路运输的阶段。1921年至1924年，建成北大井，公司拥有两座新式大井和140余口小井，成为与抚顺(日资)，开滦(中英合资)并列的中国三大煤矿之一。1931年建成东大井，这时的中兴公司，拥有三座近代化大型矿井和台枣铁路，拥有中兴轮船公司、鼎中盐业公司和开兴成煤业公司三大公司。还拥有连云港运煤码头、医院、学校、农场等设施，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性企业。然而，纵观“中兴公司”的发展历程，人们会发现，其中既有成功和辉煌，也有艰辛和苦难。1893年，半截筒子小窑透水，100多名矿工死难，中兴矿局停办。1915年，南大井发生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499名矿工死难，矿井被淹，张莲芬忧极辞世。1925年军阀混战，中兴公司煤炭运销陷于停顿。1938年日军侵占枣庄，“以人换煤”，对枣庄煤田掠夺开采。而“飞机楼”则建成于1923年，可以说，它经历和目睹了“中兴公司”发展的艰辛和曲折、兴衰和荣辱，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用艰难曲折、逆境奋起来概括“中兴公司”的发展历程是不过分的，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坐标系上,“中兴公司”的多舛命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在外强侵略、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科技落后的近代中国大背景下,“中兴公司”能够逆境中奋起，夹缝中生存，并发展壮大，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浓缩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兴公司”可以说是声名远播、名人云集，一些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赫然其中。诸如李鸿章、徐世昌、黎元洪、张作霖、张勋等等，他们有的是权倾朝野的清廷重臣，有的是名贵一时的民国总统，有的是雄霸一方的地方军阀。仅部分曾任总经理中就有：张莲芬，清朝二品衔；朱桂辛，曾任民国交通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钱新之，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署理财政部长；吴炳湘，在段祺瑞临时执政时期曾任安徽省长等等。“中兴公司”的影响之大、分量之重可想而知。谈到“中兴公司”的发展历程，我想有三位人物及他们的关系应该着重提及，这三位人物是张莲芬、金铭、戴绪万。

张连芬（公元1851年——1915年），字毓蕖，浙江余姚人。张连芬自幼父母双亡，被淮军将领周盛传收为养子。清同治三年投效淮军，曾任清朝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山东兖州漕济道、山东盐运使等职。从1882年起，张莲芬开始全力投入中兴矿局。1898年张莲芬深恐德国帝国主义，抢占枣庄矿山。遂具文禀报北洋大臣李鸿章，“窃以各直省凡有可开之矿，无不奏明兴办，况此已成之基，煤多质美，自当设法集资兴办，以免分置，况值国家振兴矿务，凡开矿筑路，实为当务之急。且山东为海疆择要之地，胶海毗连，强邻逼处。若欲杜窥伺而基富强，则此矿之开，尤属不容迟缓”。不仅强调了枣庄煤矿保存和发展的必要性，也张显了张连芬对整个民族工业的认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1898年底，张连芬从煤矿公司的建设和发展考虑，同时也为了解决资金和缺乏技术人员的问题，又奏请政府批准，将公司定名为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任华总办。1907年，张莲芬抓住全国掀起的收回路权和矿权的爱国运动这一有利时机。上奏朝廷，将公司名称改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注销了华德二字，取消洋总办，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连芬任公司总理，从此中兴煤矿公司成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民族工业。为解决煤炭运输这一制约煤矿发展的瓶颈问题，张连芬计划修筑一条铁路。1908年铁路开工，1912年全部竣工。这条长100余里的铁路。所用钢轨、火车头都是张莲芬亲自带人，从长江口经过运河用大木船人抬肩扛运到台儿庄的，这在清末民国初年，可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台枣铁路开工后，张莲芬又奏请政府修筑了直通津浦路的临枣铁路，于1914年修成，并与台枣铁路连轨，这样一来地处鲁南的枣庄成了铁路交通四通八达的重镇。正当中心公司蓬勃发展之时，1915年2月，中兴公司的南大井发生了重大透水和瓦斯爆炸重大事故，499名矿工遇难。这次重大矿难，使张连芬心急如焚，积劳成疾，于1915年12月1日，在忧愤中去世，终年64岁。张连芬在清末大变局中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学习先进技术，追求实业救国、产业利民，为中兴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可谓殚精竭虑。

金铭（1851年——1927年），回族，世居枣庄矿西金庄，系峄县八大家（崔、宋、黄、梁、金、田，李、王）之一。枣庄绅士，世守矿业，是中兴矿局，后系中兴公司重要股东之一。光绪初年金铭、李朝相等人联络东明县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禀呈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与光绪四年（1878年）春末筹集商股银2万两，创办了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这就是枣庄煤矿的前身。1899年1月7日，张莲芬先后和张翼、金铭、李朝相等人进行多次商筹，达成复开枣庄煤矿扩股协议。将公司定名为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连芬，任华总办。金铭等人皆为股东，随时参与矿务。1908年张连芬奏请将公司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公司”，张连芬任总经理，戴绪万为协理。金铭在其撰写的《致中兴公司函》一文中，具体介绍了其参与中兴公司的一些经历。他写道“铭累代耕读，世守矿业，历有年所。迨清光绪四年，有自上海来者，赠新闻纸一本，始知轮舟铁路渐入中国，且鉴于峄县地瘠民贫，非提倡实业，大开煤矿，上不能为国家谋富强，下不能为万民谋衣食，况文明已启，轮舟铁路等需煤尤广，不似古代之仅供烧烟已耳。于是纠集股金万余，在县立案，于光绪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开办枣庄砂石大窑，旋因本短井深，兼系土法，未及数月，本尽工停。志未遂而心难已，乃商同李君辅廷，北赴天津，由米君瑞符(清进士，与金铭有表亲谊)介绍，得谒周武壮公、戴君李候、制造局王道、营务处黄道、贾军门诸君陈说峄矿之佳美。诸君皆热心时务者，据情转禀李中堂。铭等又据以干结：倘峄矿煤田不广，煤层不厚，煤色不佳，愿担欺冈之罪。得蒙中堂批准。”他又写道“肇造之初，吾峄诸绅群以为民气复活，思欲借之挽回峄权，怂恿儿孙辈之就学济南者云，你家创始公司千辛万苦，今公司上下百数十人有尔等几人，儿孙辈不谙大义，遽行加入，与公司为难。铭闻信赶急召回，晓以大意云：利一人不为利，利国家万民乃为利。尔等衣食无缺足矣。抑又何求，余数十年前创办中兴二字，艰苦备尝，屡兴屡仆，原为国家谋富强，为万民谋衣食，非为一邑一家计也。”其爱矿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其函文中还写到了他与张莲芬、戴绪万的关系，他写道“斯时张前总理由南交卸来矿，见煤销路不广，经济难支，乃约刘省三君办理督销，以资接济。每日无事必邀铭并马而出，遍阅矿区，谆谆相问：何处煤佳、何处煤广、何处煤深？铭以推诚据实相告，伊均一一笔之于册。如遇阴雨，则作叶子戏以消遣，交谊之厚，订于此时。”“今戴经理即在场矣，曾下榻铭之客舍住居数月”。虽仅寥寥数语，但他与张莲芬的交谊之厚，友情之深；与戴绪万的关系之融洽，已跃然纸上。

戴绪万（1871年—1923年），又名戴理庵，安徽寿州人。曾任候补知县、试用知府。历任中兴公司驻矿委员、帮办、协理、副经理、驻矿经理。由于其“才长心细，为守兼优”，深得张莲芬的信任。1915年，第一大井发生严重透水事故，他拒绝德籍矿师封井抢修的主张，千方百计抢救出200余名井下矿工。戴绪万驻矿25年，为中兴公司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后曾做过中兴公司代理董事会长的朱启钤，在其撰写的《中兴公司创办纪实》一文中，对张莲芬、戴绪万有这样的记述，他写道“张莲芬相信洋办法，全力主张用机器开采大井，协理戴先生相信土办法，全力领导土法开采小井。各得其所，人尽其才，两位意见不同，职工也受到土洋分驰的影响。张莲芬是大气魄官长，能筹得股款。但因购机器买材料，金钱流出，矿上资金拮据，只有靠土法开采小井煤，就地炼焦，以解燃眉之急。张莲芬经常到济南、江南一带活动。戴先生驻矿管理生产事宜，维持工人生活，两人配合默契，有时开不出支去，呼救无门，写一封信或派一个人上省城告急，非十天半月，不能得到回报。戴先生开小井土法可以救急，可以供矿上用，张戴两位先生分工合作，以小养大，由土到洋是有道理的。”驻矿工作长达34年之久，先后曾任中兴公司监察人、董事、常务董事兼任协理的张叔诚在其口述的《中兴公司经营始末》一文中，对戴绪万有这样的评价，“驻矿经理戴绪万，此人为一实干家，驻矿经理时与矿工方面相处甚好，多年来未发生罢工事件。”

由此可见，张莲芬统筹大局，戴绪万埋头实干，金铭协调地方，他们各司其责，各守其分，各用其能，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其配合之默契，相得之益彰，令人感叹。

百年“中兴”，百年“飞机楼”，世事变迁，岁月沧桑，透过“飞机楼”凝重的墙体，我们仿佛还能看到中兴公司的发展轨迹，还能依稀感受到中兴公司发展的历史心跳、时代脉动。建筑是时代的雕塑，历史的背影。从这个层面上讲,“飞机楼”早已超出了建筑本身的意义，已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一本书，让人咀嚼，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