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母亲生下了妹妹。
记得妹妹出生那天，好像一家人里面，我是最高兴的。母亲和父亲的脸上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一副永远愁苦的样子。
印象中好像爷爷来过家里一次，除此之外，再也不记得谁来过。
只有我在外面疯玩一会，然后一定得回来看看妹妹，摸摸她的小脸蛋。一天不知往外跑多少次，也不知道一天要看妹妹多少次。
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每次看到妹妹时那甜蜜的心情，我知道，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喜欢，是浓烈的亲情绽放。
谁知妹妹出生后的第四天早上，我睡醒后睁开眼，发现母亲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上，她的身边空空的。
我连忙问：“娘，妹妹呢？”
“死了。”母亲的声音有点哽咽。
那时候，我还太小，不明白“死了”的含义，只是没看见妹妹心里感觉有点异常。于是自己穿好衣服，跑出去和小伙伴玩。
再胡同里跑了一会，还像前两天一样跑回家，进屋就问：“娘，妹妹呢？”
母亲的回答依然是那两个字，虽然心里有点失落，可仍抵不住往外疯跑的诱惑，就又窜了出去。
记得那天上午，我问了母亲三次，当同一个答案被重复了三次，我才隐约明白了什么。
于是很幼稚地问母亲：“妹妹是被扔了吗？”
“嗯”
“谁扔的？”
“爷爷。”
吃午饭的时候，邻居大娘问爷爷：“大叔，那个小妮你扔哪里了？”
“扔东边小河的半坡上了。”
邻居大娘和爷爷的对话，就像平时打招呼时说的“吃了么”、“喝了么”一样轻描淡写，丝毫没有失去孩子的悲痛。好像妹妹的死，与一只小狗小猫的死没有任何差别，这让人不免有点心寒。
年龄大了才知道，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有夭折的孩子，有的家庭甚至会三四个、四五个。对于这些早夭的孩子，大家早已麻木了。
还有一种说法：这样的孩子都是讨债鬼，不值得心疼，你越是对他冷漠，甚至是毫不怜惜，他才不会再来投胎，以保证后面的孩子能够成人。
一直到我读初中，还经常看到村子东边的小河半坡上扔着的死孩子，就那样光溜溜的，看着让人心寒。
上午看到饿死孩子，下午就变了样，被东奔西跑的野狗吃掉了，有时会落下一个脑袋，有时会肚腹大敞开，有时一条腿不见了……其恐怖场景，令人触目惊心。
据说，这就是讨债鬼的下场。就是要让你惨，看看你还敢不敢投胎坑人。
妹妹可能也是个讨债鬼，自她死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日下。即便每天吃药，也不见好转，后来发展到不能吃饭，却喜欢吃墙上的泥土，喝点灯的煤油。
经常看到母亲坐在床上，侧着身子，用指甲盖用力地把墙上的泥土抠下来，然后填进嘴里。
那一段时间，家里床边的墙被母亲抠得斑斑驳驳，像鱼鳞一样。继父不让她吃土，她就趁继父不在家时，偷着吃。
当邻居大娘问她吃土会不会感觉难受，她却说土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每天都忍不住。
邻居们都知道母亲得了一种怪病，是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病。看她们说这件事时神秘的语气，让我莫名地感到害怕。
后来，母亲又开始喝煤油了。天哪，煤油这种东西，有着呛人的气味，她怎么咽得下去？
我常常暗自害怕：煤油是用来点灯的，母亲喝进肚子里，会不会在肚子里起了火，这样的话，母亲会不会被烧死？
直到有一天半夜，我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发现几个男人和继父一起，正在抬一张小床，小床上躺着母亲。
那几个人手忙脚乱、七嘴八舌，床上的母亲却纹丝不动。我吓得大哭，以为母亲死了。邻居大伯跑过来安慰我，说是母亲病了，让我在家等着，他们要去镇上给她看病。
就这样，几个人用小床把母亲抬到离家五六里地的镇上，母亲被安排住院治疗。
那时候，农村哪里有人住过医院？顶多是在村医那里拿几包药，打个小针，住院治疗的，在村里人眼里，都是得了要命的病。因为当时一个一千多人的村子，几年也找不到一个住院治疗的人。
母亲离家的那几天，我再也不疯跑疯玩了，常常一个人坐在大门口，流着泪望向胡同口。
那几天，我是彻底体会到一个人的孤苦伶仃。跟着爷爷家吃饭，一顿饭下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偶尔对上的目光，总是透着厌烦和疏远。那些天，我总是低着头吃饭，不敢弄出一点声响，更不敢惹怒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终于，母亲回来了。在一个夜色渐浓的傍晚，依然是躺在那张小床上，几个男人用缆绳抬着进了家门。那一刻，我几天绷紧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一下午扑到母亲跟前。
母亲脸色苍白，好像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可是看到我，她还是努力地说：“我没事。”
这场病以后，母亲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即便是每天做饭，她好像也很吃力，一顿饭下来，她都会累得气喘吁吁。
我吓得再也不敢出去疯跑了，每天守在母亲跟前，直愣愣地看着她。哪怕是去厕所，我也要跟着。因为我生怕自己一眼没看到，母亲就会死去，这样我就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
从春天一直养到秋天，母亲的身体才稍有好转。秋天是个繁忙的季节，拾棉花、收玉米、收大豆、刨红薯……这么多活集中在那一段时间，所有的人都非常忙碌，一大早起来，你会发现胡同里已空空荡荡，大家都早早起来下地干活了。
有一天早饭后，母亲觉得身体好了一点，就说要带我下地，干最轻的活——拾棉花。
她拿了一个小包袱，领着我出了家门。那块地离家至少有二三里地，母亲和我走走停停。
好长时间没有出过门了，现在一下子来到田野，觉得一切都好新鲜。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浓浓淡淡，在广阔的田间无限蔓延。
我欢快地像出笼的小鸟，东瞧西看，甚至挣脱母亲的手，撒欢跑起来。母亲却不像我，她依然很累，走不了多远就得坐在地上歇一歇。
终于来到地里，母亲一再确认地界，她说早上吃饭的时候问过父亲了，应该错不了。
那时候农村分的地很零散，大的地块能两三亩，小的半亩八分，几乎都种一样的庄稼，稍不仔细，就有可能出错。
母亲因为半年没有出过门，小苗从春长到秋，光凭继父给描述的地界模样判断，还是出了错。这次出错还险些酿成大祸。
母亲自以为找到了我家的地，就带着我开始拾棉花。那棉花真好看，一大朵一大朵柔软的像天上的云，它们全都隐藏在大片大片的绿叶下，像天上的星星。
拾到大约十点钟，我们就停止了。一来母亲的身体不好，承受不了长时间的劳动，二来路程还比较远，我们两个得走着回去。
就这样，母亲把拾到的棉花用包袱包好，挎在肩上，就领着我上路了。
回去用的时间比较长，母亲累了，我们是走一会歇一会。偶尔碰到两个邻居，她们还吃惊我们拾这么少就回家。
好不容易回到家，已经快晌午了，母亲歇息了一会，就开始做饭。
饭还没做好，就听见我家屋后面有吵闹的声音。母亲说了声：“这是谁家吵架呢？”由于好奇，我立马窜了出去。原来吵闹声是从爷爷家传来，爷爷院子外面已经围了好多人。
我赶紧钻进人群，想看个究竟。只见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正和爷爷说着什么。
突然人群中的继父大声说：“我给你说了，她是找错地了，不是故意的。拾得棉花给你，我们不要，你为啥不信呢？从开始种地，她就没去过。我用大碗盛泥培好的地界很突出，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做得地界，没想到和你家弄的一样，她才找错了。”继父大声且努力地解释着。
我有点听明白了，母亲和我↑午拾的不是自家地里的棉花。
那女人根本不听，一口反问：“前期割草、打药、劈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弄错过，这到拾棉花了又错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明摆着就是偷，还不承认！”
继父生气的骂了一句：“你放屁！”
那女人不愿意了，立马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哭爹喊娘，说她被人欺负了。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形势一下子紧张得似火药桶。
突然半空中有一块砖直直地向继父飞去，杂乱的人群瞬间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眼睛紧盯着那块砖，我能感觉到大家的嗓子眼都提到了半空中。
如果被这一块砖砸到，继父的脑袋瓜子立马就被开了瓢，后果不堪设想。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继父双手张开，稳稳地接住了那疾驰而来的砖，一场灾难化于无形。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危险消除了，大家的关注点就转变成一个疑问，是谁扔的那块砖？这也太恶毒了吧。
任谁也没有猜到，这块砖竟然出自大伯之手。他固执地认为母亲和我是偷人家的棉花，才导致那女人来家里吵闹，让一家人丢了面子。他把对母亲和我的怨气就这样发泄到继父身上，完全没有顾念一点亲情。
这件事让我再一次明白，在那个家里，我和母亲永远都是外人。这件事也打击到母亲，她好长时间都没有出过门。
时至今天，在我心里都是记恨大伯的，尽管今天的他，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孤寡老人，我依然无法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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