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简书》，发现整个六月竟然一篇文章都没写。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件事能让我如此惦记和忌惮——尤其是写文章这种无用之举，说明我还能坚持下去。
坚持的原因，起初可能是为了追求一种形式，慢慢地变成一种心理暗示，有时更成为一种心理负担——美好的心理负担。
能坐下来写写东西，说明有自己有可以掌控的时间。人一生的意义，说到底就是看自己把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是花在自己迫不得已的事情上，还是花在自己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上。
自从赵老师五月六日离开湛江，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契爷的身体调理任务就自然压在我身上。
我没有赵老师的功力，不能每天给契爷拍打，只能隔天拍一次。每次也做不到拍打两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状态好点拍个八九十分钟。
原本是想让赵老师开个头，给契妈做个示范，然后契妈就可以每天给契爷拍。结果契妈说她拍的不好，力道不够，拍的不起作用，所以还是必须劳烦我这个干儿子。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父母身上。本指望着母亲给父亲多拍一拍，结果变成我不给他们二老拍，他们就让那张拍打床空闲着。
亲身实践拍打至今已有三个月，我切身体会到拍打对身体的好处。特别时亲眼见证契爷中风后，开始只能坐轮椅，右手右脚僵硬无力，经过赵老师拍打一周后，竟然奇迹般站了起来，随后又慢慢恢复了行走。尽管现在还无法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比起那些中风后生活不能自理的病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晚饭后，父亲给我看黄叔叔的近照，坐在轮椅上形容枯槁，真似一副裹着皮囊的骷髅。还有一位战友许叔叔，听父亲说也是只能睡在床上，说话也不清晰。
我很想让父亲的两位战友也能接受拍打疗法，但心里没底，更怕坏了事，终究没敢开口。
而契爷不一样。他相信这套方法可以帮助他康复，事实证明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所以他乐于隔天就自觉地来“找我麻烦”。
对于这样的特殊“病号”，我自然无法拒绝。
有时候想想都可笑。我只是个学法律的，现在居然给人“治病”。更好笑的是，“病人”是大名鼎鼎的医学教授。契爷是全国知名的肾病专家，特别是在医治“红斑狼疮”领域享负盛名，很多外地的患者不惜千里迢迢跑来湛江，一大早就到契爷所在的诊所外等候。
契爷退休后在一家私人诊所坐诊，每周一三五六上午坐班，诊所里围个水泄不通的，几乎都是契爷的病人。
有一天我去诊所接打完针的父亲，见契爷刚从诊所里出来，一脸黑云，气色很差。其实只要亲眼看过契爷坐诊的现场就不奇怪，几十号人排着长队，契爷一大早就坐在那张逼仄的座位上，一个接一个为病人号脉、开方，一直坚持到中午一点多。
我说这样不行啊，身体会拖垮的，难得退休后清闲，就停下来享享清福吧。契爷说没办法，很多病人都从外地赶来，药方只够管一个疗程，每个疗程都不一样，停不下来。
我笑着摇摇头。没多久，契爷就中风住院。
赵老师在永青堂为契爷拍打的那段日子里，契爷刚能站立行走，就开始不顾劝阻“接活”了。
病人不知从哪里打探的消息，径直跑到永青堂找到契爷，契爷就坐在我写字的那张大书案前给病人看病开方，赵老师还拍了小视频发给我。
我一看火冒三丈：“你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要给别人操心做什么？”
契妈在一旁圆场：“你契爷不在诊所这些天，病人们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快急死了。我帮他推掉了绝大多数的病人，只是这个小孩实在太可怜了......”
契爷在一旁不吱声，得意地咪咪笑着。
没治！人到这把年纪，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只要还有精力，我想我还是要为病人看病。”契爷曾经这样说过。
也是为了这句话，我突然觉得能够坚持给契爷拍下去，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契爷能让我继续给他拍下去，他就能多看几个病人，想着都觉得美好。
我曾经大言不惭地对当事人说过，律师就像医生，当事人就像病人，找对了律师就像找到了一个好医生。如今看来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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