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掉的一代,我喜欢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年生在麻省,1969年死。十八部小说,还有诗,创作力吓人。
逃离艺术,逃到后来是还是坐下来写。到初稿完成,开心了,烧点好菜慰劳自己,然后慢慢改,其乐无穷。初稿写成,像小鸟捉在手里,慢慢捋顺毛。小鸟胸脯是热的,像烟斗。
他的天性很有趣,十八岁入哥大,好动,不久离开纽约,开始流浪,比高尔基还强健。他步行,搭便车(边说边学搭车的手势)。美国这点真有意思,真好。一路打工,身边一个钱不带,打短工,打到墨西哥。这样流浪,还觉得太平凡,到二战开始,就干各种杂工,直到1950年。
这很好。大智若愚。这是大智若盗。我喜欢这类性格。如果我现在十八九岁,强壮有力,该多好。书要读的,文学书根本不用人教。文章呢?自己改改好了。然后去做各种的工,走各种的国,混到四十岁,积了钱,隐居写作。
大学,美术院,研究院,向来反感。坐在那里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有俳句:
“艺术学院里坐着精工细作的大老粗。”
家禽出在大学。虎豹出在山野。
这种流浪,机会,在中国完全不行。他生在美国,占了便宜。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The Town and the City),1950年出,没有反响。1957年,出第二部长篇《在路上》(On the Road),震动美国,波及西方各国,公认是垮掉一代之王。之前,垮掉一代只有诗;之后,文学、电影,纷纷跟上。
小说一定要有生活体验。我小时候写作,环境、天气,都写好了,咖啡也泡好了,主角开口了——完了,不知道写什么对话呀。
文学家应该生龙活虎!
第三部《地下室的居民》(The Subterraneans),1958年出,讲他在旧金山的一批朋友,写时一气呵成,确实较前面讲得浑然天成。把他自己也写进去,拿自己做广告。
代表作还是《在路上》,大陆有译本,二十多万字。1950年是他的准备期,1958年是高峰期。
附带讲,通常都有这规律:画家,艺术家,都有准备期,准备期越长,高峰期越高。
准备期有两种:一是不动手,光是“生活”;一是动手,动手的准备期。
我属于后者。我十四岁开始正式写作,弄个笔记本,什么都写,不停地写,一写写到五十多岁,都算准备期。“WG”抄家抄走的,幸亏都是我准备期的。
高尔基、杰克·伦敦,是前一类。他们会感受。我重形上。他们云游四海,我固守在家。他们是堂吉诃德,我是哈姆雷特。其实哈姆雷特要是再活一次,也会逃出丹麦,世界各国打工游历,大大地生活一番。
打工,其实是为了接触人,看人。洗五十年盘子,不识人,只识盘子,什么用也没有——这叫做知人之明,知己之明。
知人,知己,缺一不可。
我在工艺美术系统,阅人多矣,都是上海地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可是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
一路经历到“WG”,我对上帝说:够了!
年轻时去杭州,看到监狱,心想和我有甚关系。结果长大了,一进二进三进,谁想得到?我有句:“生命的悲哀是衰老、死亡,在这之前,谁也别看不起谁。”
就是这意思。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经历。
(休息)我对世界的处理,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这种作家只有美国会出产。我刚飞临美国,旧金山,看下去——这个国家好年轻!后来在曼哈顿俯瞰大楼群,那么阳刚。像小伙子,粗鲁,无知,但是阳刚。这里的狗、鸽子、松鼠,都容光焕发。
欧洲适宜怀旧,消闲,享乐,沉思,颓废。住要住在美国。美国之美,在野不在朝,在整体不在细节,在利用不在钟情。
再举例,听说有个华侨回上海,飞机上喝了一杯啤酒,觉得有股苏州河味道。此人神经过敏一点,细想,也对的,是这样。去年朋友带中国食品给我吃,好吃,对的,大解乡愁。可是后来再吃美国食品,虽然洋味、不称心,但有它的好处:干净。这是生活水准,不是生活作风。面粉,糖,水,蛋,酒,饮料,都干净。
再回到垮掉的一代。
我们想,如果二战后凯鲁亚克做生意,可能倒也发了。如果他没有品质、才华,没有经历,他就是一介平民。他选择了精神上的发财。精神发财,可以构成快乐,是真正属于你的。物质财富,不快乐,还添烦恼,而且说不定哪天是不属于你的。
他从大战后,以他的生命力积蓄大量精神财富,这是他的资本。创作小说发了精神的大财,1958年到1960年——这里,美国精神又来了——他利用名气转化为财富:1960年一年内发表五部作品。不是瞎写的,确实是作品。这是美国人的脾气,不留后劲,不留后路。
从旁看,我也觉得有趣,动人。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还有这位。我都当他们邻家男孩。喜欢他们,但不相干。
中国人是好戏在后头。姜太公到八十岁才走上政治舞台,西方哪有这事?中国向来是玩压轴戏,这些,可以补美国的不足。
诸位要有后劲。后劲就是后路。
怎么说呢?就是孟子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不要在乎苍蝇、跳蚤、蟑螂,不必义愤填膺。一天到晚谈苍蝇、跳蚤、蟑螂,谈多了,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自己也变成苍蝇——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步成功”。肥鸡在烤箱里转呀转,油光光的,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
人留在纽约,思想、艺术、品性,还是要保持中国智慧。美国人不懂得升华这个词。这本来是物理的事,一个东西到了一定的温度、状态、数量——变了。固体变液体,水分变气体,等等。
田纳西他们,本来可以升华的。他们想不到。最多是想到反扑。凯鲁亚克,据说还讲禅宗。他比别人强,晚年回到现实主义,回到马克·吐温的传统,但力不从心了,晚年很苦闷。1968年还出版书,下一年死了。死后发表遗作《皮克》(Pik),一本蛮好的书,回到现实主义大传统。
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大命题:现代主义再新,再发狂,他们都有一个老单位——现实主义。
我的意思,是和自然相通。自然不懂艺术的,也没有什么主义、流派。我不崇拜自然,不佩服,不反对,只是和自然有共性。共性在哪里?有机性。
宇宙是无机性的。今天早上想到,我们说的大自然,其实是小自然。花木草虫,不是宇宙性的,是地球性的。
我喜欢和自然相处,把它当做一个舞台,一起演戏。芬奇、歌德,对自然的崇拜真可笑。
凯鲁亚克是我所喜爱的一个作家。他不做家禽,要做野鸟、野兽。他写成十八本小说,有种。晚年回到现实主义,有心肠,有头脑。
他的成名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有中译本。写几个垮掉分子横越美国的几次长途旅行。作者亲自经历过来,写得很真实。这是他胜人之处:寻求生活的真实。
凯鲁亚克写的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他们同伙、同代人的经历。他们都吸毒,瘾大到每天要按时注射,吃饭也把毒品当菜。他们的身体,也真是好到毒不死(我的经验,亲戚有人戒鸦片后,身体特别好,长寿。你看有些疯子,别的病都不生,风里雨里淋,不感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写性交,乱交。
人道主义,伤感,忧郁,议论,诗,交叉在一起写,很动人。背景的背景,是个深沉的悲观主义哲学。
以后我也要这样写。
美国青年人看了,当然很感动(任何一个好方法,都是个陷阱。弄得不好,马上乱七八糟。昆德拉在小说里发议论,有时就弄得很不好。艺术的路是走在剃刀边缘,弄不好出血。稍微一个字弄错,俗了;弄对,雅了。我们天天在剃刀边缘走来走去)。
现在,在街上,还能看到垮掉一代的“遗腹子”,背着包,到处旅行。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滥用自由。要说他们是革命,探索,谈不上。想颠覆,想破坏,可贵的是反对中产阶级社会价值观。但是吸毒,乱交,是用恶来反对另外一种恶。我看是含不了多少恶意的愚蠢。到头来是吸毒,堕落,潦倒街头。
在中国时我对他们好奇,想了解他们。后来住在哥大一带,见到了。给我吸大麻,我没感觉,开Party,不开灯,一屋子人,人啊,狗啊,在一起。也不做饭,室内乱得一塌糊涂——他们想垮掉传统社会,自己先垮掉。
老资格的垮掉一代,正好和我年龄一样大。
歌德说,少年维特不是一时现象,是每个时代的现象。他没有看到另一个现象:苏联,中国,几十年内,硬是把少年维特压了下去,没有人敢烦恼。
这里的青年,被催眠,制服,丧失自我。西方,无论如何有自我——假如两种青年加起来,以非常好的思想方法教育,世界是有希望的。
另一面看,所谓人,青年,是很贱的。只有在极权压迫中,乖乖制服。可是一自由,你看看现在,男盗女娼,什么都来了。
人既是可教的,又是贱的。
先是高压,压服,然后慢慢慢慢放松,露出好意来。向来是残暴的人得势,可要是残暴的目的是仁爱,就好了。要挽救,是建立强有力的法治,但一建立,怕又被人利用。
自由、平等、博爱,是被误解的。一辆车,有马达、车体、轮子,可是平等一来,人人都想做轮子,那怎么行?
中国大陆走后门,塞红包,非常可怕。后门都能通,前门就关了。红包一塞,不通的通了,能通的反而不通了,这多可怕。开刀,都铺了路,给了红包,可是管麻药的那个人忘了给红包,一上手术台,痛死。
(休息)最近有俳句:“故乡最无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