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与儒学同享意识形态宝座
秦二世即灭亡，秦末几年混战，最后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
在文化上秦朝采取高压政策， 尤其发生了焚书坑儒重大灾难性事件。
但是通过一些史书记载，可以知道秦朝坑儒事件并不是与全体儒家学者为敌，秦王朝宫廷里仍有儒者当顾问角色。
刘邦建立政权后身边一大批儒生，陆贾、叔孙通等为其制礼做乐稳定秩序。
大儒陆贾以秦的教训与对西汉发展的思考，得出抑法尊儒的结论。
他主张儒学与诸子并重互补，则优而取，即在推崇儒学的同时， 也竭力防止儒学走向独尊的道路。
但是他并不是平等对待诸子，而是基于儒学的立场，竭力吸收诸子学的合理内核，建立既有传统儒学的倾向性又有别与传统儒学的新体系。
使儒家的思想原则合乎社会实践的需要，与赋予儒学极强的事功与外王色彩。
陆贾思想构建阻止汉初儒家独尊思想倾向，也使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得到发展。
无为思想的放大一方面是功臣内心恐惧，采取玩世不恭是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
还有与其统治阶级人员素质有关，汉初中央政府与各级政权的把持者，虽有战功，但是是文化水平低的贩夫走卒，布衣将相。
汉初几位继承统治者也乐于守成，黄老学在这种适宜的条件走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
但黄老学思想贫乏，内在结构也不能吸收和容纳其他积极有为的思想，最后不得不让位于新儒学。
到汉武帝时期，在他的支持下，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这时儒家体系适应了时代加强了中央集权，阻止了西汉初年大封诸侯留下的分裂风险。
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体系精密构思，也重视学说的实践意义与价值。
他们循规蹈矩、忠心耿耿执行朝廷命令，但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最高法典， 尤其成了司法实践的行为准则。
其造成的结果，一是儒家学者拥有汉代法典最高的解释权和修订权，二是儒者不顾客观条件与事实，滥用经典语录，牵强附会。
儒学在王权的保护下被抬到神圣的地位，只需信奉，不准怀疑，成了一种僵死的教条，也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即经学。
儒学走向经学化，经学又走向谶纬化。
经学主要包括义理的阐发与文字名物的解释，他们侧重于通过某一灾异现象，从儒家经典中寻求现实意义的解答。
董仲舒推崇的《公羊》学最大特点也是着力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基本形式是以意解经而非以实解经，给了经学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 谶纬作为文化思潮。
谶即“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或术士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目的编造的谎言。
与谶语不同，纬书与儒家有相当直接的关系，主要倾向是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儒家思想宗教化。
董仲舒发明了以谶纬迷信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天人相与之际的灾异论及符瑞说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已是对原始儒家无神论思想传统的背叛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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