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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当代文化研究的鼻祖。研究文本生产者的编码和受众的解码,并提出三种解码模式(即“霍尔模式”),著作有《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等。
霍尔完成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勾连（结合），实现了传播中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是霍尔所开创并引领的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社会批判的主要视角。研究范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再发现,霍尔真正的目的是要探寻意识形态如何通过信息符号的编码与解码,并以大众文化的各种形式呈现出来。
霍尔反对将阶级与意识形态简单绑定,他认为是特定阶级与意识形态接合之后形成相应的阶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不同社会阶级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的关系。可以通过分析话语来体现这种这种关系。
理论及思想:·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基础上,霍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媒介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但霍尔不认同阿尔都塞所述：大众媒介对受众完全的意识形态控制。他认为受众不是机械、被动的，而是能够进行多样化的意义解读（霍尔模式）。因而游离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二元框架之外。
将电视话语的生产流通分为三个阶段:制码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 即节目原材料的加工成品阶段：意识形态注入产品。意义以语言和规则的形式客观存在，尚未被解读。解码阶段：观众必须解码获得意义。否则观众没有“消费”，意义就没有进入流通领域。
在解码阶段，提出了三种解码模式:偏好阅读：编码意图与解码意义完全一致。妥协阅读：解码意义与编码意图始终存在矛盾,但会理解和接受编码者意义。 对立阅读：受众知道编码者意义,却故意解读为其他意义。
影响：·“霍尔模式”开创了受众研究的传统。表明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个社会谈判和观念博弈的过程。是一个支配与抵抗力量之间不断调整、趋于平衡的过程。
为转向对解码者的民族志学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方法。（后来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正是基于此视角进行的。）受本雅明、葛兰西霸权理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复杂的斗争与妥协后建立“普遍赞同”）影响。
大众传播的编码与解码，其实就是语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在话语里面蕴含着权力的反抗。文本的解读与反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妥协和对抗的过程。大众文化是争论和确定关于“人民”的政治构成及他们与权力集团关系的场所。对经验学派“选择性认知”的看法：夸大了受众的选择自由，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封闭性，主导的文化秩序会限制受众的解码自由。
即使是对抗式解读，也会在先解读出主导意义的基础上再进行反抗。但：反向的解读并不意味着对主导符码的否定，用简单的对抗方式来看待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原来的话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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