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就不怎么挑食，属故乡人常说的那种口壮，好养活的孩子。我那蓬勃的食欲在我年幼时就已初见苗头 。据母亲说，我不满周岁时曾得过一场肺炎。因为此种疾病跟我一起住院的好几个孩子均因不治而丧了命。
活生生的现实把我年轻的母亲吓得没了主意，看见有患病的孩子输其母亲的血一天天好起来，我的母亲像是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找到大夫伸出自己细瘦的胳膊，要求给我也赶紧输点血。
大夫哭笑不得，却也表示理解，耐心地给我母亲讲不是所有的病都能靠输血管用的。母亲彻底没辙了，对着从早到晚睡不醒的我一筹莫展。只能以不时给我喂次奶，来宽慰自己。只要还能吃，就有得救。
不管我看上去睡得有多沉，只要母亲把奶水送到我的嘴巴里，我都会一如既往叼住不放，并大口吞咽起来。我旺盛的食欲，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母亲那颗兵荒马乱的心，也鼓动起了我旺盛的生命力。九天后，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并自此从那场疾病中脱离出来。
然而出院后的情形还是不容乐观，那场肺炎像是在我身体里生了根，只要感冒肺炎就犯。那会马场的气候比现在还要寒凉，得次感冒是无可避免的。接下去的日子，我的父母便多次往返于医院和家的路上。
好在那会的政策极其友善，不管有没有钱得了病都可以得到及时地医治。至于费用，则可以等到病好后转回连队，再从父亲的工资里一点点去扣。
尽管如此，有一种叫“人工牛黄”的药价格很高，医院的规定需要现付。母亲只好把电话打到了连队，电话是队长接的。
队长了解了情况后，对医院承诺先给孩子用药，钱保证第二天就能送到。队长没有食言，第二天就从队部借给了父亲五十元钱，按时归还了医院的药费。
尽管政策可以缓解燃眉之急，可欠的钱总归是要还的。以我父亲那会一个月还不到五十元的工资，应付那样的日子，其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
往后，在我终于不那么频频感冒的某个日子，父母经过商议把我和姐姐送回了农村的奶奶家。这么做的原因一是因为老家相比马场气候要好很多，利于我多病的体质。二是，母亲不能继续在家带我们了，得出去干活挣钱。
奶奶家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和姐姐固定的营养来源，来自于爷爷喂养的一只奶羊。
除此之外，我们的三餐几乎都是那会农村最常见的粗茶淡饭，这样的饭食可是苦了我那挑食的姐姐。姐姐常常会把奶奶盛给她的糁子汤端给屋后的老母猪，没多久便又举着空碗交给奶奶。
我似乎天生对食物的优劣并不十分在意，不管什么饭食大多都能来者不拒。没有人教过我们，可我和姐姐对待食物的态度却迥然不同。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人对食物的偏好，大抵是与生俱来的。
或许挑食的人相对不挑食的人而言，不过是对味道更为敏感。也就是说，好的滋味和坏的滋味在他们的味觉系统下被放大了。即是如此，那么在条件允许下去苛责一个挑食的人，似乎也就显得有些不通情理了。
反观身边熟悉的人，我进一步还发现了一个更为扎心的现象，大凡挑食者似乎大多要比不挑食者聪明。
这点在我身上尤其明显，我的智力尚属正常范围，但相比姐姐绝对偏下。我的懵懂和迟钝似乎也注定了在面对譬如数学那样一个极具逻辑性和抽象性的领域；在面对诸如“黄金分割、点和面”，又或“勾股定理”等等这些光是听上去就高深莫测的概念时，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大伤脑筋。
话说远了，回归正题。我那缠了小脚的奶奶没有多余的精力照看我们，白天大部分时候我和姐姐都是在院里围着一只打盹的老母猪玩耍。我孱弱多病的体质终日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下，渐渐有了改善。就连那糁子汤养出来的皮肉，相比之前也似乎要结实的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恼人的肺炎再没找上过我。
也正因此，我原先瘦弱的小身子也像是发了酵似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日渐鼓胀起来，这鼓胀很快便殃及到我的脸。
几个月过去，母亲带了一大包好吃的去看我们姐俩时，见到的是一个眼睛和嘴巴都被鼓鼓的脸蛋挤到一起的小胖子。母亲差不多已经快要认不出我了。而与我并排站在一起的姐姐，无论是个头还是胖瘦相比我都要小很多。
为了让虱子在我们的头发里不至于那么快活，我之前的小辫已被爷爷拿剃头刀子从根上给拾掇得干干净净了。只在头顶处留下茶壶盖大小的一块地方蓄着头发，不屈不挠继续保留着小辫的姿势，勉强还能证明我是个女孩。
第二年，当我和姐姐被父母接回马场后，母亲大概觉得我的发型实在过于难看，把我脑袋上那根唯一的小辫也给收拾了。于是，我再上外边玩耍时，便常有人会问，嗨！这是谁家的胖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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