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废许久，起因是入手了这套《心手菩提》敦煌壁画线描本。
爱不释手，沉浸在一笔一笔的世界中，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名画师。这些天除了完成必要的工作，只想做这件事情。
真实的敦煌壁画，一条长达两米的衣纹线条，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气韵悠长。
穷尽想象，也想不出当时站在这洞中的画工，是以如何的心力、技法，如何的兜转手腕，气定神闲，才画出了这条将人带去佛国净土的线条。
从公元366年那个叫乐尊的和尚，面对鸣沙山的佛光顶礼膜拜，开凿出第一个洞窟开始，此后一千余年，敦煌壁画沉浸于岁月之中，在时光之外不停长生。
《维摩诘经》有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流淌进敦煌的血脉，这些生命从一开始就注定无名。
壁画的洞窟旁边有一些非常小的洞，大概只有两三平方米，很小很矮，要猫着腰才能走进去，而这些洞，就是当年画壁画的那些无名艺术家们住的地方。
可以想得到，当年的那些艺术家们，白天在洞窟里画画，晚上就蜷缩在这只有两三平方米的洞中，静待下一个天明。
数百年前，在遥远的意大利，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们的名字像梵蒂冈一样不朽，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象征，而在中国西北边陲，默默运笔的画师们，创造出了同样辉煌灿烂的壁画，而他们绝大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
但还是有无数人不辞辛劳，不计名利在此停留。
这两天读了这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这本书集结了《生活》杂志的采编团队对几代“敦煌人”全面、深入的采访，记录了这座洞窟与一群人的相遇，千年佛国与数十载人生的相遇。
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曾是留法的年轻艺术家，却为了追随敦煌艺术回到祖国，1942年，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出任第一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自此一生，只为敦煌。
敦煌的艰苦消磨了他的爱情，在敦煌几年后，妻子一去不返，常书鸿骑马去追，月夜下的戈壁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透心的荒凉。
▲常书鸿临摹壁画
为敦煌付出一生的，还有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小时候，常沙娜就和大人们一起，兴致勃勃地登上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庄严的佛陀，慈眉的菩萨，节奏鲜明的平棋和藻井，圣洁的莲花，飘逸的飞天，陪伴着她成长。
▲常沙娜与父亲，弟弟在敦煌
▲常沙娜 文殊变
留美归国后，在林徽因的指点下，常沙娜开始学习如何将敦煌图案融化进工艺品，丝巾、摆设、服装。
之后，她还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外立面、首都剧场等国家级重点建筑的设计，同时开始在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
但很快，常沙娜就迎来了时代的低谷。她曾经的法国生活，美国留学都变成了把柄。
她经历了我们能想象的一切，但此后，如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常沙娜带着她的学生们，继续对敦煌图案进行整理、研究，整理出版了《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敦煌藻井图案》等等关于敦煌图案艺术的大部头作品。
这样的名单，在常书鸿和常沙娜之后，也还有长长的一串。
段文杰来到敦煌的时候，就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他睁大了眼睛，贪婪地看清楚每一根变化多端的线条。
时间一点一点堆叠，众神、僧侣、伎乐、恶魔、供养人，一个又一个人的人物从墙壁上走进了他的笔端。
从1946年到1951年，他临摹了各洞窟不同时期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在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他是第一人。
他与同事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文革结束后，回到洞窟，提笔继续。一呆，就是六十年。
▲左图为年轻时的段文杰，右图为老去时
▲段文杰临摹敦煌壁画
从23岁抵达敦煌的那个秋天开始，欧阳琳就开始临摹敦煌壁画，从工作到退休，没有一刻停止。她临了那么多，画的那么好，她从未办过个人展览，也从未出过画册，敦煌是每天的日常。
“就是喜欢它，觉得画着美丽，好看。如果有一两天不临摹，心里就空落落的，只有拿起画笔，心里才会平静下来。”
▲在莫高窟树下聊天，左起为欧阳琳，常沙娜，黄文馥
2002年后，欧阳琳因眼疾不再临摹，开始写作。90岁的老人不写过往，她写一些小品文，分析解读壁画，把自己和丈夫的研究保留下来，后来不能写，就读书，读唐诗宋词，说这世界真美好。
94岁的万庚育先生颤抖着身体，这位敦煌画匠在敦煌度过了半个世纪，她绘制的“敦煌莫高窟全景图”全长九米，准确绘制了50年代敦煌莫高窟全景。
▲万庚育
艺术家们对于自我、个性是最为看重的，而他们却在临摹壁画时将自我小心翼翼收敛起来，谦卑地去体会一千年前画师们落笔时的构思与喜忧，他们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就像那些曾经盘桓在禅窟中虔诚苦修的僧人，又像那些曾经执着绘画而又淡薄沉默的前朝画师，背负在肩上的使命感，支撑着他们度过所有的苦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书写历史，是一件何其迷人的事情。
用一生做一件事情，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个环节，哪怕几十年的生命在千万年面前不值一提，如果心里清楚这件事是伟大的，那么就不会在乎自己的孤独的，就不会担忧自己的生计，在任何境遇下都能够安心……
只希望对于我来说，这一切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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