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诗词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句子。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诗词中的用字、意向、典故就那么多,写来写去难免重复。
因此,致敬或者说仿作往往是狗尾续貂。
但总有一些高手,依靠才华、气魄,仿出了经典,甚至有些仿作完全淹没了原作的光辉。
下面为大家盘点一二
周邦彦《烛影摇红》vs王诜《忆故人》
芳脸匀红,黛眉巧画宫妆浅。
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
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眄。
几回想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
当时谁会唱阳关,离恨天涯远。
争奈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深院。
这一阕《烛影摇红》牛之处在于,周邦彦奉旨填词,专门开创了一个新的词牌。
严格来说,周邦彦是北宋词坛的官方领袖,他的词格律工整,用字考究,音韵和谐,是当时的正统。
在他所处的时代,其词名胜过柳永的“井水词”和苏轼的“文人词”。因此颇受徽宗皇帝的喜爱。
某一日,徽宗读到王诜的《忆故人》:
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
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
无奈云沈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
徽宗对最后一句“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大为赞赏,但总是觉得王词不够“丰容宛转”,深以为恨,遂令周邦彦修改填词。
这个可是正式的命令,与柳永自称的“奉旨填词”分量完全不同。
周邦彦遂别创新调,以《烛影摇红》为名,填了这一阕“芳脸匀红”。
其实单纯比较两阙词,倒并不能说周比王高明许多,只是周明显更符合徽宗“风月天子”的口味。
但难能可贵的是,一则命题作文写出了自己的风格和水平,不损原意,更添新韵,音韵和宛转上较原作更上一层楼。
做到这三点,实属不易。
苏轼《定风波》vs白居易《种桃杏》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
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阙《定风波》是谪居黄州的苏轼送给好友王巩和其侍妾柔奴的。
王巩是苏轼受乌台诗案牵连最重的朋友,被发配岭南宾州,儿子夭折在了宾州,本人也差点病死在宾州。
苏轼内疚至极,甚至都不敢给王巩写信。
后来王巩遇赦返乡,路过黄州,苏轼问及岭南风土,柔奴回答:大抵心安处,便是吾家,苏轼为之叹服。
其实这一句话并不是柔奴原创,而是源自白居易的贬谪忠州所作的《种桃杏》: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
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应该说,一诗一词都应情应景,表达了作者旷达之风,写作手法上也有类似。但东坡词却远比乐天诗出名。
个人觉得不是文辞上的原因,一则是东坡词背后的友情、爱情故事感人,既是对知音的赞颂,也是自己内心的共鸣,更容易打动人。
二则东坡是真旷达,而乐天则有自我安慰的意思。
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大劫后,在黄州是真的超脱、升华了,而乐天同样因为讽喻诗被贬谪,他的转折却不那么超脱,从兼济天下转为独善其身,他自己也说“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从此以后逐渐仕途得意,晚年俨然一富贵闲人耳。
诗词之差距,实属人生境界之差距。
李白《关山月》vs沈佺期《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太白的这一首《关山月》是五言古诗中的经典,虽然是借乐府题,但后人评价“绝无乐府气”,“气盖一世”,“雄浑之中,多少闲雅”。
但《关山月》本是乐府旧题,前人写得很多,卢照邻、崔融、沈佺期都有写过。
如果硬要说太白仿的谁,可能有点牵强,但其中难免能看到沈佺期的影子:
汉月生辽海,朣胧出半晖。
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园。
晕落关山迥,光含霜霰微。
将军听晓角,战马欲南归。
同样是写边戍之苦,其中“明月”、“关山”、“白登”、“思归”等意象也多有重复。
虽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写的战争地点不同(盛唐开西域,初唐征高句丽),但结合沈佺期在唐代诗坛的地位,我相信太白是受了他影响的。
毕竟沈佺期和宋之问一起,号称统治了唐代诗坛一个世纪,而且对格律近体诗的规则形成、诗风的转变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李白受点启发也很正常。
但总的来看,太白之作远胜沈诗,气魄、境界、格调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崔颢《黄鹤楼》vs沈佺期《龙池篇》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的《黄鹤楼》就不用多说了,毕竟是能让太白不敢提笔的神作,其浑然天成的风度,冠盖古今的气魄,不事雕琢的语句均为唐诗翘楚。
严羽《沧浪诗话》推其为唐七律第一。
传说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就是仿的《黄鹤楼》,那崔颢又是仿的谁呢?看看沈佺期的《龙池篇》:
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
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
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凫雁有光辉。
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
悲催的沈佺期,又是垫脚石……谁让他是唐诗中承上启下的人物呢?
虽然沈佺期这一首诗是纯粹的马屁诗,为唐玄宗登基写的歌功颂德之作,内容和格调均远不如崔诗。
但从格式上来说,是很严整的,也是七律规则形成的代表,因此崔诗从起笔、句式、布局均能看到沈诗的影子,甚至连整体风格都体现了古体诗向格律诗的过渡(前四句古体,后四句格律)。
关于两诗之间的继承和高下,明代赵宦光有很精辟的评价:沈佺期《龙池篇》,崔颢笃好之,先拟其格……别做《黄鹤楼》,然后直出云卿之上,视《龙池》直俚谈耳!
范仲淹《岳阳楼记》vs杨亿《涵虚阁记》
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模仿了杨亿的《涵虚阁记》,至少在庆历年间是有共识的,尤其是其中写景部分,范仲淹本人也没有否认。
下面试着简单对比一下某些段落,《岳阳楼记》: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再来看看《涵虚阁记》:
形胜尽萃,轩檐若飞。春之晨,杂芳被堤,绿波如染,可以临清流而赋诗。夏之昼,凉飔拂衽,炎云成峰,可以登高明而逃暑。潦收水清,翠木摇落,可以咏秋气于楚词。岁暮天寒,密雪飞舞,可以歌南山于周雅。
应该说,两篇文章遣词造句相似度不算高,更多的是文体格式上的模仿。
杨亿是北宋初期西昆体的代表人物,所谓西昆体,是指诗学李商隐,讲究辞藻华丽、对仗工整、音韵优美。与之相对应的文风,也比较类似。
《涵虚阁记》有很明显的赋体骈文味道。
而到了仁宗庆历年间,正是文风改革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正逐渐成风,因此《岳阳楼记》在有骈文色彩的同时,述怀部分有有典型的韩柳古文风格。
这两篇文章的差距,主要在思想境界上,《岳阳楼记》写景本来就是模仿(因为范仲淹从来没有去过岳阳楼,只是滕子京给他寄了一幅画而已)。
真正光耀千秋的是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人格。
(转)
201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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