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来自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爱情故事。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称呼杨绛女士为先生呢？在这里稍微做一下解释，先生一词早期指的是父兄或长辈，到战国时期，它就变用来尊称年长而有学问的人。到了近代，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知识女性层出不穷，一些进步女士走出闺房，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学习科学知识，她们用学问和智慧造福这个社会，因此人们也把受过良好教育、德高望重的女性称为“先生”。比如今天的文章的主人公杨绛先生，除此之外还有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冰心先生、潘玉良先生、李佩先生等等。
还记得大学期间第一次阅读先生的《我们仨》时，深夜里总被杨绛先生带着细腻的忧愁所感动，眼眶略有酸楚。我有时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奇女子，以不争的信念和一生的爱，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走过了混乱的民国，牛鬼蛇神的文革时代，如何在亲人纷纷先自己而去之后，还能打扫战场，平静的穿越时间深海。
如今，杨绛先生已经走远，不用再被梦魇纠缠，不用再“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我想如果世间有天堂，他们一定在那里重逢吧，仨人再无生离死别，有丈夫钟书的宠爱，有女儿媛媛的陪伴，一家仨人团团圆圆的日子应该是先生所期盼的吧。昨天，我哥问我为什么没有更新关于杨绛先生的推文，实在是我怕我的笔触太过于年轻不够有力来描绘出先生百余年光阴岁月里的美好。
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画面便是杨绛先生笔下《我们仨》的那一幕，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这样的寻常时刻，总让我感受到爱情归于平淡之后的难得，钱钟书和杨绛，这是我所能想象到从爱情到婚姻最好的模样。
相识：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杨绛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被接受良好的家教造就了她清逸温婉，知书达理的江南大家闺秀气质。杨绛先生考大学那年，由于南方没有名额错失了清华大学，便成了心中的一个执着。好在1932年东吴大学停课，终于能够借读清华大学。在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的同时也收获了人生的爱情，遇见与她志同道合的钱钟书。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相知：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钟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钱钟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但是这个钱钟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这样的话语，对于我们曾经与人共同生活过而言，是显得多么的伟大和不易。心性匹配，温文尔雅的共度一生，不消磨彼此与生俱来的东西实在是一件太不可能的事。
相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杨绛先生出名得比钱钟书要早，在1942年底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并在禁毒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先生的走红，让钱钟书先生坐不起，从而说出：“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问你支持吗”。杨绛先生很是高兴，让钱钟书减少授课时间，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创作上。同时，为了节省开支，把女佣辞退了。一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柴生火做饭洗衣。
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化身为任劳任怨的贤内助，杨绛先生从未抱怨过。钱钟书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感激与珍爱。1944年，《围城》问世，随便被被搬上荧幕，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钱钟书在自留的样书上写下这样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起期盼。杨绛先生在牛津时怀上了孩子，钱钟书想要一个像杨绛先的女儿，先生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这样的对话总让我觉得很有爱。在杨绛先生住院期间，钟书每次到产院探望时总苦着脸说着各种“坏事”，而杨绛先生总是很宽宏的说没事，她会去处理，就像母亲轻声的对孩子说话一般。
我们仨：就这么轻易走散了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守护：你放心，有我呐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因错过一份奖学金得以在清华大学相识相知，得到一份平平淡淡却撼动两个世纪的爱情。一起走过浪漫的校园爱情，也见证宝贝女儿的成长，同时也遭遇了文革时的迫害与分离。这份爱情到婚姻的美好正是杨绛先生对于爱情的珍视，也是对平淡人生的把握，收起了光芒，委身做一个有趣的女子，用相濡以沫的温柔注解一段世间最美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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