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手记# 第二十五个征收户

这些天，余建益都要早晨八点钟，跟老伴儿去分路口的卫生室挂水。二月初他参加亲叔叔的九十寿宴，株洲落了雨，他七十五岁的身体也受了风寒，这几天都没能吃什么饭。大儿子余永根跛着腿，开一辆没上牌照的电瓶汽车，早晨八点准时把父亲母亲送到卫生室，中午十二点再接回来。

“兰子欸，你待会去菜园里扯点菠菜，中午烧给爹吃，姆妈我带墨鱼汤回来给她。”余永根对不远处的媳妇儿周金兰喊了声。

他的车子从老屋的前坪开出去，行驶在乡间田埂的水泥路上。这条路是2012年征收的，在泥巴上倒了水泥，很窄，两辆小轿车并行都很困难。

这里是湖南株洲，荷塘区，明照村。

老屋的白色墙壁上用红色的喷漆写了个大大的“25”，画了个圆圈把数字圈起来——2018年4月，这栋余建益住了一辈子的老屋要征收了。今年春节，是这栋老屋的最后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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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今年的湖南是寒冬，村子里老了好些人。余建益九十岁的叔叔刚过了寿辰没三天，就在自家茅厕摔了一跤，仙逝了。余建益等身体好些了后，又要去吃肉。乡下老了人，都要吃肉。

“新年愿望，我只希望自己没病痛就好，”老伴儿周冬梅穿着大红色的袄子晒太阳，“日子好过了，没有病痛就好，吃也吃不完，穿也穿不完。”

周冬梅和余建益的人生长河从没有饭吃的年代淌过来，总是对如今的生活有些感慨，“那不如如今客气，”（株洲方言，不如现在丰盛）周冬梅说起几十年前的年夜饭，总要加上这句。隔壁来余家打麻将的老爷子，听牌的时候也分了心，开始回忆起几十年前，“过年杀猪，一人分一点，还要搞肥肉煎油。”

一个队上一头猪，每人分些肉回家过年。瘦肉拿来做菜，肥肉煎猪油，剩下的肥肉渣滓碾碎了，还能做发肉坨坨。可算是没浪费粮食，吃得干净。

周冬梅记得，在那个土砖砌成的老屋里，一家七口人的年夜饭，第一碗菜，一定是发肉坨坨，这是湖南乡下的传统。

“头碗坨坨，就是飞面坨，”周冬梅笑着说，旁边打麻将的余建高插了句嘴，“叫发肉坨，别叫飞面坨。”那是用糯米，淀粉、鸡蛋、猪瘦肉和猪肥肉煎油剩下来的油渣子碾碎，加上茴香粉，拌匀，油炸出来的圆子，“像很多地方做饺子，我们就做坨坨。”周冬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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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发肉坨坨的前一天，余建益花了50块钱，在市场了一大块冰冻的猪板油回来，煎了一大锅猪油，“下面，炒小菜，煮火锅好呷。”长长的春节里，湖南人的餐桌上少不了火锅、清炒小菜，这两样里放一大块猪油烹饪，来得更香。

余永根是做发肉坨坨的一把好手。手里握着糯米猪肉搅拌成的糊，控制力道，看似轻巧地一捏，一颗浑圆的坨坨就从他的虎口里钻出来，掉进滚烫的油锅里。

“别看着看起来容易，很费力气。”余永根说，要是纯肉丸子，就轻巧得多了。发肉丸子里大都是糯米，很黏，其实做起来很费力气。从油锅里捞出来，一蒸笼炸得金黄的发肉坨坨在空气里晾着，等待降温，被保存起来。这将是今年春节的餐桌上“出场率”最高的明星。

如今的发肉坨坨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荤菜”了，五十年前的“发肉坨坨”，只为了取个好的寓意。没有肉吃的年代，要做“发肉”，巧妇周冬梅，就靠着芋头和红薯，也做了“头碗菜”。“哪像如今还要放蛋啊，油渣子啊，那时候就一点芋头红薯，擂在里面炰（湖南方言，炸）了做‘发肉’。”

筒子骨炖萝卜，大概能称得上是“忆苦思甜”的年菜传统了。剃了肉的猪大腿骨，和自家种的白萝卜炖一锅鲜汤，当做肉菜。“没钱没饭吃，没肉吃，就（把它当）做肉吃。”

“现如今十二个菜就十二样。那时候两碗鸡肉，两碗笋子，两碗粉丝，两碗副菜，就是一桌菜。副菜总是红萝卜白萝卜。什么都是两碗，”，周冬梅感叹，“如今生活还是好啊。”

过年，讲究的是“非日常”，跟平日里截然不同的，有仪式感的餐桌，不仅是人们对于上一年丰收的展现，也是对下一年富裕生活的期盼。桌上十到十二道菜，象征圆满；整鸡整鸭，鱼肉猪肉，是年饭桌上必不可少的大菜。在湖南人的餐桌上，腊鱼腊肉是首要的，自己家里的肉，自己家里熏，过年拜年的送礼人情也是这些自制腊味；要有清蒸肘子，蒸出胶质和肥肥的油水；梅菜扣肉，总有食客爱用沾了肉汁的梅菜拌饭；年年有“鱼”象征“年年有余”，这些年还得有个羊肉火锅，里面铺满乡下自己做的红薯粉，不吃饭的小孩子最爱吃。

早些年，家里的猪和鸡鸭都是创收的来源，平日里是舍不得吃的。猪要卖了挣钱，母鸡和母鸭下的蛋，周冬梅担到集市上去卖，总能卖个不错的价钱。一年到头，也只有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才舍得吃自家养的肉。

鱼是从塘里钓的。老屋的前坪是一块菜园，平日里周冬梅栽些小菜，清晨还带着露水的时候把嫩梗子掐下，担在担子里，连同还有些温热的鸡蛋鸭蛋，一起担到集市上买。菜园里有一口小池塘，年夜饭的新鲜鱼，总是从这口小塘里钓的。乡下吃水草长大的鱼，肉质鲜嫩，没有腥气，清水煮了还有些隐约的甜味。

说到素菜就是笋子。株洲老话说“两碗笋子靠得住”，笋子也是年夜饭桌上的一个角儿。老屋后有大片的竹林，翠绿的竹拔地而起，长得老高。冬日里晴朗些的日子，余建益就带着锄头去后山上挖冬笋。这几年这活儿都是余永根做——余建益年纪大了，爬不动山。但今年，余永根却扛着锄头无功而返了，“没挖到，不知道山上的笋子给谁偷挖走了。”他的红色袜子从裤子底边露出一小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年前杀鸡杀猪，过年的每个正餐前，都要放一挂“鞭子”（湖南方言，鞭炮），年三十的夜里十二点，迎来大年初一时，也少不了一挂鞭子。前两者的鞭子是用来迎送祖先神灵，邀请一同享用；后者则是辞旧迎新之意。

过年要穿新鞋新衣，小孩儿总盼望着这个的。如今上商场买一件就了结，在周冬梅年轻的时候，她得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准备。每年过年，她都要给四个儿女做双新鞋。加上她和老伴儿，一共六双鞋，都是夜里点燃煤油灯，一针一线缝的。

“白天还要出工，晚上就做鞋子，一个晚上打一个鞋底，打到十一二点。”冬天一人一双棉鞋，夏天一人一双单鞋，一年十二双鞋，都靠周冬梅的巧手。“作孽，我们那时候是。”她的手指甲已经变型，灰色，甲面崎岖。“先剪一个鞋底样子，然后就一层一层用布去贴，用米饭粘着，贴好以后就用麻绳子用针穿了去打，打得绷紧的，然后把布剪成鞋面的样子就上到上面（鞋底上）。”后来流行用毛线做鞋子，周冬梅就用旧毛线打底，买一点新冒险来打面子。

大女儿余永红说，妈妈的鞋子做的很好，远近都知道。还有人上门来找她帮忙上鞋面的。

“大年初一早上，就给两毛钱，绿色的一张崭新的票子。”余永红小时候没有红包，早上起床了就给两毛钱。作为长女，她要在家里给拜年的朋友亲戚泡茶，弟弟妹妹就四下到村里的隔壁家给大家挨家挨户地“拜年”：小孩子空着两个衣服口袋，一户一户拜年，嘴甜地进屋就喊，“叔叔阿姨新年好！”

家里长辈就笑着走出来给小孩子糖果，叫“喜糖”：关系不太亲近的给两颗，关系亲近地给四颗。“那时候拜年拿到四颗糖，好高兴！”余永红回忆说。

小孩子拿了糖果就跑，跑到下一家拜年。余永红说，每年余永根和妹妹余永顺都兜了满满一口袋的糖果回来，全部“上交”给姆妈：等到别的小朋友来自己家拜年了，就把这些糖果再发给别的小朋友。

“那时候没有钱，就互相送糖果，送来送去，也是心意。”

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盼望春节，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意味着平日里吃不到的美味，平日里穿不到的新鞋，春节的“仪式感”和特别就这样被烙刻在孩子们心中。这种仪式感，促使人们一年一年地操演春节仪式，把这些传统一代代传承下来。

大儿子余永根如今也四十八了。年轻的时候拜师学做厨师，烧得一手好菜。自他当厨师那天，余家老屋的年夜饭就是他掌勺。

“过年一般十到十二个菜，狗肉不上桌，这是过年的习俗。”鸡鸭鱼肉自然也是沿袭下来不得少的四大肉菜。除了除夕和初一，年初三也是余家过年最重要的一天之一。

大年初三，余建益的五个兄弟姐妹纷纷回到老屋，带着自己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和孙子外孙，完整的余家三代人都聚在初三。这也是一年下来全家远亲近戚都聚齐的唯一一次。十多个人一桌的饭要摆三四桌。老屋的桌子板凳不够，快到饭点的时候，家里的年轻人就从隔壁借桌子凳子，浩浩荡荡地一个队伍，一人搬两个乡下的红油漆板凳，搬到前坪开始摆饭桌。

余家四姊妹那天是最忙的时候。儿子余永根和余永定都是厨师，负责掌勺；女儿余永红和余永顺就负责择菜洗菜，端菜洗碗。两个厨师要同时准备三四桌正餐的饭菜，这在当天是根本来不及的。往往余建益和周冬梅带着孩子们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菜肴。小菜要一大早就掐满满的几篮，洗好择好；蒸菜用的是饭店用的大蒸笼，上菜更是像乡下的饭店一般，用长条状的板凳来上菜，两个人分别扛着板凳的头尾，长长的板凳上一字排开，摆着三四碗刚从蒸笼里拿出来的腊鱼腊肉。

亲戚们则热热闹闹地前坪在嗑瓜子，喝茶，吹牛，扯谈，等一桌丰盛的午餐。

余家四姊妹这一天总是来不及上桌吃饭。大家开吃的时候，余家兄弟还在厨房忙碌后面的上菜，余家姐妹则忙着端菜倒水；大家风风火火地吃完，又要开始收拾杯盘狼藉。四个人永远都是匆忙地扒几口饭，架几筷子菜，又开始干活。

午餐过后，麻将就要“架场”（湖南方言，开始）。几桌麻将是少不了了。哗啦啦地响声往往持续一整个下午，一直到晚餐前，又是一波热闹和忙乱。夜幕四合的时候亲戚们都纷纷跟余建益老两口道别，从乡间小路离开，余家都像是经历了一场大难，四姊妹都累得坐在板凳上无言歇气。

但这种一年一次，像是候鸟归巢一般的热闹，正在渐渐消退。村里的田都渐渐开始征收。田埂的小路也倒上了水泥，出到村口，也有好几路公交车经过，通到株洲市区变得很方便。但老余家的远亲们，回来的次数越发稀疏。

从前几年开始，余建益的内侄和表孙们，回来得越来越少了。

年初三的大聚从三四桌逐渐变成了这些年的两桌。随着余建益和周冬梅的年岁渐高，身体不如以前硬朗，从2015年左右开始，年初三的晚饭已经不再是家里人自己做，而是在明照村口的农家乐餐厅里摆上两桌了。而今年，将可能是这群候鸟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归巢。

2018年4月左右，余家老屋将被拆迁，再也没有宽敞的前坪和能摆下三桌圆桌的老屋堂屋了。在高层的公寓电梯房里，过传统年有诸多不便，一百多平方的商品房自然是坐不下三代同堂的三四十个人。周冬梅说，不知道她们之后还来不来，如果来的话，就去店子里摆上几桌。

余永根买的商品房2019年交房，老屋拆了的这段时间，他们一家准备出去租房住一段时间。余永根似乎能彻底从灶台前解放，把这一年一度的“初三饭”完全放到餐厅里。征收带来的城市生活习惯似乎在渐渐改变老余家的过年方式。但是余永根说，年还是要一起过。“乡里面过年一般传统不会变，起码祖孙三代一起，…… 就算我们搬了也会办在一起，”他笑了笑，“乡里面叫花子也不再外面过年，也要在屋子里啊。”

伴随着征收而来的，是城镇化的生活方式，老余家的生活习惯正在被迫改变着。过年的习俗也在渐渐地“城市化”。家里已经早不养猪养鸭了，只有余建益还喂了几只母鸡。过年的肉菜，有的是余永根上菜市场买，有的是小儿子余永定从长沙买了带回来。

余永根说，如今日子好了，乡里年夜饭也有自己买海产的，菜色的花样多了，也有很多传统的菜不做了。

比如头碗菜滑肉坨坨，现在很多家庭不做了。“那时候滑肉坨坨是为了做饭吃，有时候懒得煮饭啊，饭不够啊，就蒸一碗，”余永根说。现在的米饭是管够的，包子馒头，面包蛋糕的花样多起来，滑肉坨坨也就渐渐退出年夜饭的舞台了。

余永根说，正餐也越来越少。正餐即做好做满十到十二个菜的餐桌，从头碗菜，大菜肉菜，到小菜，都要按照传统来。如今的餐桌比较随意，有什么吃什么，老余家的“正餐”，还剩除夕、年初一的晚餐，和年初三的中餐。大女儿余永红一直生活在长沙城市中生活，每年大年三十，她都是跟婆家一起过年，年夜饭也是她一手准备，菜色没有严格按照“正餐”的标准，而是根据手头有的食材来准备。

但过年的习俗，也在改变形式地融入“城镇化”的年中：年三十饭前一挂鞭子，零点一挂鞭子，大年初一早上一挂鞭子，余永红家都没有错漏；这些年她年二九会包好些饺子，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就这新年的鞭炮声一起出锅；门上的春联自然是要更换的，不过每年都是去超市里买。城市生活的日新月异，也在改变着春节的习俗，以另外的方式延续下去。“春节文化养育了中国人，城市节日生活的丰富多彩，只是给了中国人更多的文化选择。”[1]

[1]陶立璠，中央民族大学，《春节习俗在城市的变迁》

二.余家老屋

余建益四十岁砌了第一栋房，用的是自己夯的泥巴砖，总共花了70块钱，请来的帮忙师傅，工钱一天两块。那是1983年。

老屋结构工整。进门先入目的是堂屋，待客吃饭，都在这间屋子里。乡下的柴火灶台也在堂屋里，炒菜的铁锅有小澡盆那么大。从堂屋往北走，就是灶屋，如今里面还摆了一个木制的大碗柜，里面的瓷碗都很久不用，落了很厚一层灰。十年前余永根家还没装液化气灶的时候，这碗柜还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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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是正房，长辈都住在东边。西边的西房是后一代人住的，余家四姊妹都住在这边西房里。顺着西房再往西边走，就是放粮食的仓，喂猪的猪圈。猪圈已经空了十几年了。

这栋老屋，是余建益年轻力壮的年纪自己砌出来的。

“这么大的木做的箱子，”周冬梅用手比划了一个足有她肩膀的长度，“别人端撮箕担着泥巴，他就把泥巴往箱子里一堆，捅紧捅紧，就是一块砖。”把这块泥巴砖晒干，切方正，就拿来砌屋。

白天做工砌屋，晚上点燃煤油灯，周冬梅就开始捆烟。

“买了一堆树叶子，借了钟宝的（捆烟工具），每夜都捆烟，”捆好烟，就用白纸包成一盒，第二天发给帮忙砌屋的师傅。“那时候砌老屋，买烟都买不起。”

“老屋索铎（株洲方言，封顶），我岳母娘来了。也不做声，就杀了只鸡给她吃。”杀鸡做宴庆祝新屋落成，余建益用70块造了一栋新家。四十岁那年他还是装卸工，身强体壮，“一顿饭能吃三大碗，”这是余永红说的，干体力活儿时候的父亲，一米七八的大个子，食量很大。老屋砌成后没几年，他从卡车上摔下来，落了病体，从此再也做不得体力活了。那是“九死一生”的一跤，周冬梅说。

年轻时余建益担过片石。一块未经打磨雕琢的完整的石头胚，一担两百斤，“半天要担一百担。”余建益说。回忆过去，他笑得一口白牙，“担了片石就去搞装卸。”

做装卸工，乘着卡车四处走，帮雇主把卡车上的货物扛上扛下，是没有卸货机器年代的力气活。余建益和另外两个装卸工搭的卡车从田埂的小路上翻到了沟里，三个人被甩出去老远。另外两个装卸工当场就死了，余建益被摔在稻田里，还有气。

送去医院检查，却也没查出具体的病征。女儿余永红说，是“骨头摔松了，震伤了，做不得事，吃不得饭，体力活就做不了。”余永红还记得那场摔伤后父亲的饭量，她用手比划着一个普通饭碗的大小，“这么小一个饭碗子就吃一碗。”

做不了体力活，余建益就去回了家里拜师学艺，开始养菌子（蘑菇）。

“当时我们家里有好多瓶瓶罐罐，里面放棉籽，再放种子盖起来，”余永红是大女儿，当时读初中了，她还记父亲种蘑菇的一些片段，“蘑菇长出来一片一片的。漂亮一点的，大一点的蘑菇就要拿到集市上去卖，那蘑菇长得丑一点的，营养不良的，就我们家自己开汤吃。”

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当时都要读书，家里需要钱。余建益靠种蘑菇，供四个子女读书。他做不了力气活，家里农活的重担，那几年就都压在周冬梅身上了。“打药啊，下田，喂猪，都是妈妈做。”余永红说。

老屋的前坪是一大片菜园，周冬梅就在里面栽小菜，栽猪菜。小菜担着去集市卖，猪菜要扯来喂猪。

“那时候人癌痴（株洲方言，呆）不知道多栽点菜吃，土都栽了猪菜。”到要吃小菜的时候了，只舍得刮掉小菜外面的裹叶子，自己煮了吃，中间的菜芯是要拿去卖钱的。“喂猪看的重，上工还带着菜篮子跑，得空就采点猪菜。”

“回家就要扯猪草，然后回来煮饭烧菜。”大女儿余永红是家里的长女，十二三岁的年纪已经是家里的半个顶梁柱了，“等爸爸妈妈干农活回来吃饭，就把碗洗了，把猪菜剁好，把猪草剁了一大盆子，放糠灰子煮了。”等到家里的活儿都做完，可以写作业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八九点了。写作业的时候写得瞌睡重，脑袋像小鸡啄米似的往下咂。

煮饭也不是煮白米饭，余永红说，一个圆锅子，是一半白米饭，一半“红薯丝饭”。

红薯丝饭是余家很多年的主食。把红薯刨成丝，晒干，存放起来。要吃的时候跟米饭一起蒸熟。红薯丝没有什么味道，大家也都不爱吃，都想吃白米饭。为了公平起见，周冬梅规定，大家都一人吃一半，每个人都要吃了红薯丝饭之后们才能吃白米饭。红薯如今作为健康粗粮经常被人们用来代餐吃，余永红只是偶尔吃一两个，从没用它代餐过，还是吃结结实实的白米饭。

她记得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四五月份的仲春，田里的蒿子长起来，那是吃蒿子粑粑的讯号。

“妈妈做的蒿子粑粑最有味。”乡里的糯米，周冬梅用借来的机器打成粉，然后从田里采来新鲜蒿子，用清水洗干净，剁碎，跟糯米粉揉在一起，搓成坨坨去煎。

“每煎一次，我们四姊妹就围着锅子看，看哪个熟了，”余永红模仿着孩子伸头看锅子的动作，“每次根弟的手就是最快的，一个人吃得最快。他的手最长。”余永根小时候最机灵，他总能在妈妈把蒿子粑粑翻面煎熟的第一时间，从锅子里把那块香喷喷的饼子捞出来。一个一个吃得飞快。

“每次我就急得跳，你吃了吃了吃这么快！”余永红大笑着，悄悄用手指抹了抹眼角，她的眼圈微微红了，“小时候吃东西就抢，”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伸手抽了一张纸巾，半晌叹了一口气，“唉哟，那真是最幸福的事，吃蒿子粑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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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梅手巧，能变着花样做吃食。蒿子粑粑是仲春馋得孩子们流口水的美味，过年有红薯片，平日里最常见的是“羊蒸饭粑粑”。

把新鲜红薯刨成片，晒干。然后把沙子放在大铁锅里炒，和着晒干的红薯片一起炒，直到红薯片炒熟。“那时候油都没有。”周冬梅说。

沙子是没有油的年代铁锅最好的伴侣。有了沙子吸热，能炒熟好些东西，还不烧坏食物。周冬梅就总用沙子来炒红薯片。即使是这样寡淡的零食，也不是随时随地，谁都能吃到的。做好的红薯片要收起来，首先要款待老人，孩子们只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吃到。偷红薯片子吃的事情常有发生，“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跑到谷仓里。你外婆把红薯片藏在两袋谷中间，夹着，怕我们找到。（我们就）挖个小洞偷出来吃一点。”余永红笑说，四姊妹那时候可怜，没有东西吃，也不知道爸爸妈妈发现了没，总之也没骂过人。

这些年做红薯片的习惯周冬梅还保留着，但那已经和之前简陋的红薯片大大不同了：糯米、陈皮、芝麻、红薯、糖，这几样食材做成生红薯片之后，还要放在大油锅里炸成香酥脆的熟片子，红薯片也已经改头换面，不再是寡淡如清水的零食了。

还有“羊蒸饭粑粑”。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的，叶子尖尖的草，味道酸涩。周冬梅采来，在开水里焯熟，有时捣碎，放在碗里面做成粑粑，有时晒干，然后表面擦一些盐，也能当一盘酸酸的小菜。

“没有糖放，那啾酸的也吃掉了。”周冬梅说，“那时候树梗子也吃，没东西吃。”

最艰难的那几年，是跟第一栋老屋一起度过的。2003年，余家砌了第二栋老屋，是一栋两层半的小楼房。

“冒钱砌。（没钱砌），弟弟送了一万块钱，买了60000块砖，钢筋买了1600多块钱。”余建益的帐记得清清楚楚。很多东西都没要钱：门窗是拖了材料来自己做的，电线是大女婿送来的，电工是二女婿做的，油漆也是妹妹们送过来的。“买了40吨水泥，水泥便宜。”

第二栋老屋完工后，余建益还还欠了姨妹子7000块钱帐，那年过年才送到她手里。

新屋砌好，老两口也年纪大了。周冬梅却还没闲着，经常担着小菜出去卖。

“白霜皑皑地担着白菜苔子，有年大年三十上半日还担着白菜苔子去卖。”大年三十的菜卖的贵，五十多岁的周冬梅想着多赚一点钱。

“她好早就起来，在菜园子里择菜，”余永红回忆，“有一次给了100块钱红票子，是假钱。”那个人买了20块钱的小菜，给了周冬梅100块假钱。周冬梅不认识钱，找了80块的真钱出去，倒贴了100块。“过了没多久，又收了20块钱假钱，”余永红叹气，“辛苦，重的要死，卖给人家又都是假钱。”

后来余建益就不准周冬梅再出去卖菜了。老屋菜园的菜多了吃不完，就晒干做干菜，或者左邻右舍都送一些去。多亏这老屋的菜园，余永红来长沙的城市里生活了三十多年，逢年过节，家里没有断过蔬菜。都是自己母亲种出来，农村的霜打过，甜口的蔬菜。

三.父亲，母亲

周冬梅有哮喘，身子骨也不硬朗。冬天对她来说，是最难熬的季节。

每天从分路口挂了水回来，余永根刚把车停好，就一刻也不耽搁地去厨房准备午餐。这天炖了墨鱼猪肚汤，清炒了一把菜园里的菠菜。

胃口不佳。菠菜还剩了半碗，墨鱼汤也没喝多少，保温桶里还有大半桶。周冬梅落下碗筷，坐在饭桌边歇气。“这剩的菠菜待会拿去喂鸡。”

余建益也落了筷。这么多年，还是一小碗米饭。

周冬梅看他吃得少，起身瞅了瞅保温桶，“噢哟，还有这么多。你从这个桶子里弄点汤喝了噻。”

“不要哒咯吃饭都吃饭了！你总是！吃饱了万一胀哒胀哒！”余建益喉咙粗，声音大，说话像是在骂人。周冬梅早就习惯，看他不吃，就收拾了碗筷去灶屋了。

“留着夜里吃。”余建益说，也端着茶杯起身离开了。

余建益是个急性子，年轻的时候脾气大，“喊做事的时候不喊第二遍的，第二遍就动手。”余永根现在回忆起来都笑，他小时候是四姊妹里最调皮，也是最老实的一个，余建益打得最多。

“人家不熟悉的人就以为他好凶，其实就是人个子高大，嗓门大，一说话就像骂人。我们儿女知道他的性格就不怪。”余永红是长女，要帮父母做很多事，小时候她是唯一没有挨过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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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主要是压力和环境影响，也不能怪他，”余永根现在是唯一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平日里老人们的起居，都是他在照应着。余永根看了看身旁在玩蓝色气球的小儿子，“（我们）四姊妹，压力大啵，那动不动就喊打人。”四张嘴要吃饭，四个孩子要读书，那时候老母亲也还在，一家七口人。对于余建益和周冬梅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余永红至今还记得她那条再也没穿过的，时髦的格子裤。那时她读初中，流行格子喇叭裤。周冬梅觉得大姑娘要做一条好裤子读书穿，就找了裁缝，给余永红裁了条灰色格子裤。“小姑娘十二三岁爱美，那时候家里又没钱，妈妈还省吃俭用给我做了一条裤子。”余永红那时候瘦瘦小小的，长得圆脸大眼睛，很喜人。

“我还穿个短袖啊，穿个喇叭裤，好洋气。回来碰到爸爸，”余永红模仿父亲说话，“你穿的什么裤子啊？我给你剪掉！剪掉你的裤子！读书穿这个裤子，还穿格子裤啊！不准穿！”

余永红低着头跟着父亲回家，余建益又给周冬梅也骂了一通，说你给女儿做的什么鬼裤子，“妈妈半天没做声。”后来那条裤子余永红再也没穿过，就收在衣柜里了。“我还蛮喜欢那条裤子的。”

凶人凶了一辈子的余建益，实在是个刀子嘴。

早晨余永根下了6碗光头面做早餐，里面放了些香菜。两个老人吃碗面，就要赶着八点的趟去分路口挂水，“这里面又放了香菜吧？”余建益看着碗里的香菜，嗓门又要开始大起来。

“放了就放了，我不吃就是的。”周冬梅低着头吃面，温声细气地。“那时候主要是压力和环境影响，也不能怪他，”余永根现在是唯一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孩子，平日里老人们的起居，都是他在照应着。余永根看了看身旁在玩蓝色气球的小儿子，“（我们）四姊妹，压力大啵，那动不动就喊打人。”四张嘴要吃饭，四个孩子要读书，那时候老母亲也还在，一家七口人。对于余建益和周冬梅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余永红至今还记得她那条再也没穿过的，时髦的格子裤。那时她读初中，流行格子喇叭裤。周冬梅觉得大姑娘要做一条好裤子读书穿，就找了裁缝，给余永红裁了条灰色格子裤。“小姑娘十二三岁爱美，那时候家里又没钱，妈妈还省吃俭用给我做了一条裤子。”余永红那时候瘦瘦小小的，长得圆脸大眼睛，很喜人。

“我还穿个短袖啊，穿个喇叭裤，好洋气。回来碰到爸爸，”余永红模仿父亲说话，“你穿的什么裤子啊？我给你剪掉！剪掉你的裤子！读书穿这个裤子，还穿格子裤啊！不准穿！”

余永红低着头跟着父亲回家，余建益又给周冬梅也骂了一通，说你给女儿做的什么鬼裤子，“妈妈半天没做声。”后来那条裤子余永红再也没穿过，就收在衣柜里了。“我还蛮喜欢那条裤子的。”

凶人凶了一辈子的余建益，实在是个刀子嘴。

早晨余永根下了6碗光头面做早餐，里面放了些香菜。两个老人吃碗面，就要赶着八点的趟去分路口挂水，“这里面又放了香菜吧？”余建益看着碗里的香菜，嗓门又要开始大起来。

“放了就放了，我不吃就是的。”周冬梅低着头吃面，温声细气地。

“你就千万别吃啊。”余建益歇了火气，这才端起碗筷。

“妈妈身体不好，爸爸现在在家里一点事都不让她做，就让她歇气。”余永红说。

余永红15岁那年初中升高中考试，考场设在市里的株洲市2中。要从明照村先走路到430车辆厂公交站，再乘公交车到市里考试。那时候流行凤凰、永久的自行车。四姊妹要送要接，余建益都蹬着那辆黑色的永久自行车。“爸爸就用自行车，把我送到430车辆厂的公共汽车站，再给我钱坐公交车。”

“二十岁结婚，二十一岁养了你娘，”周冬梅对我说，“靠了喂猪，就要养活四个小孩读书。后来就卖小菜，喂鸡就卖鸡蛋，省了不吃。就做这些事情。”这是周冬梅对于自己大半辈子的总结。

“妈妈就是最典型的农家妇女，在乡里，那比一般的都做得好些。”余永根说。周冬梅能干，菜园里吃不完的小菜，在晴朗的天气，她都放在围墙上晒干，做成干菜，包成一袋袋地送给在城里生活的子女；新鲜红薯长出来，又开始忙活做红薯片；山里的酸枣熟了，她就采来，和紫苏叶，辣椒，糖，一起做成酸枣糕，用平时留存下来的瓶瓶罐罐装好，送到四姊妹家里去。

“衣服就穿得补丁堆补丁，哪像现在穿着穿着就不要了……”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你娘小时候就懂事些。六一儿童节，小人就一人三毛钱，你娘就五毛钱，总是买些东西还留些回来。”余永红忘了六一儿童节的五毛钱，但是记得，小时候买了点难得的零嘴，总要留些回家给姆妈吃。

“掐点小菜，给红伢子回去吃。”天气稍微好点，周冬梅就提着铁丝做的菜篮子，往菜园子里走。身后的余永根喊，“娘老子莫克！（娘不要去）让兰子去采就行了。”

周冬梅回头应了句，“现在没有露水了！”就挎着篮子往菜地深处走了。

四.征收这笔账

征收这笔账，在明照村就没有算清过。

余家老屋是第二十五个征收户，也是2018年征收的最后一户。离老屋不远的商品房小区逸都花园已经拔地而起了好几栋电梯房，其中一期工程在2018年9月就要交房，二期工程将在预计在2019年交房。余永根和小儿子余永定都买了其中的一套，这将是他们未来的新家。周金兰也已经在逸都花园的物业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征收的脚步也正在逼近，但“征收不合理”这个团乱麻，还没扯清。

明照村征收，每家每户的钱数都不一样，差距很大。甚至“同样一套房子，装修一样，什么都一样的，（征收）价格不一样。”余永根说。

目前我国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方式普遍采取货币安置。将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赔偿费一次性发放给征地农民，让农民自谋出路。[2] 而安置费用的发放，并不是公平公开公正地按照土地面积发放的。

[2]刘贝，段建南，刘芳清，《浅析湖南省不同区域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权益保障现状及对策》

2018年4月的这一次征收，乡政府采取“约谈”的方法，一对一跟每家每户谈征收费用。“有关系的收五十多万一个人，没关系的收三十多万，四十多万”。余建益信访到市政府，不受理，就去区政府信访。“到区里去了三回，”余建益说，“踢皮球。”

“征收就应该开大会，一样地搞。怎么每家每户这样约谈。”这辈子也没抱怨过几个人的周冬梅有些不满地嘟囔了一句。

老屋门口的那条水泥马路2012年征收，老余家至今没有拿到征收款。

“我们这里征收不合理，好多地方征收了，村干部都贪了，”余建益去找区政府，“告状到区政府，就对乡政府一搭，说你去找乡政府。”信访三次无果，区政府把责任推诿到乡政府，等于又把问题推回到了问题本身。余建益看信访无果，只好换了条“路”。

“这征收是没办法，反正你没办法吗，只能找熟人。”余建益找了小媳妇儿的表哥，在某纪委办公室有一官半职，已经打好了“招呼”，“说等你谈话就打电话给他，他爸爸是某区武装部退休的。”余建益准备等过年，把家里养的老母鸡杀一只送到这个“老表”家里，表示自己的心意。

“有不满你也……”余永根的语气平静无常，“这个情况也满普遍的。”

对于征收费用的不合理分配，他没有不满和怨言，“别人怎么样的感觉我搞不清，我的钱就少不了。自己的事情就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

“告状的，上访的，照样也有，打架的，都有。”余永根的语气平淡。

“告到中央就差不多。党的政策是好，下面就管不了了。” 余建益摆摆手，表示没有办法。

货币安置不公平是其一，第二个问题则是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

对于有固定收入的农民来说，征收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并不会太大；而对于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来说，征收意味着他们一夜之间得到一大笔钱之后，将面临没有就业，社会保障缺失等等问题。

余永根现在在株洲天台的一家私营纸箱包装厂上班，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征收对于他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我生活暂时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赚钱的能力，何必征收呢。”

他算了一笔账。余永根一家征收的钱，大概是四十多万一个人。一家四口，大概是两百万左右。买一套商品房，一百多万，“两个人的钱就没了”。余永根的大女儿正在读高二，小儿子还在读幼儿园，剩下来的征收款预备留给两个孩子做教育费用。

“这是讲句实话，征收，只是说暂时要好些。”余永根的妻子周金兰说，“住在商品房里面没有这里自由。自己砌的一栋屋，楼上楼下，还可以来晒晒太阳。”住惯了宽敞的老屋，一百多平方的电梯房，周金兰没有特别向往。

余永根说，想要征收的群体，主要是上了年纪六十岁以上的和做不得事情的。对老人来讲，这是一大笔养老钱；而对于没有收入能力的人来说，这算是一笔“横财”了。

老余家往东边走，是郝国栋的土屋。郝国栋是余建益的“干兄弟”，早年间郝母没奶，是余母的奶水养大的。郝国栋叫余母干妈，称余建益为“大哥”。

郝国栋天生低视，是残疾人，媳妇也天生低视四级，看不清东西。他抽着烟，把自己跟妻子的残疾人证和特困户证一张一张地拿出来。

郝国栋1981年砌了这间土屋，到如今也没修葺翻新，黄色的泥土砖裸露在外面，看起来有些萧索。这几年每到夏季大雨，郝家总是“水漫金山”：堂屋，睡房，都是几尺深的积水，郝国栋用手指比划着，“进，放肆地进水。”家门前的小池塘里涨水，漫出来淹没了前坪。郝国栋没法排出积水，就在自己门前挖了一条排水渠，才把家里的积水排干净。

三十多年的土屋经受不起暴雨的侵蚀，已经开始融化了。“到处都快垮了。”他指着前屋西边的泥砖墙，已经融掉很多了。“今年子灾补，补了两千块钱。去年根本就，没理睬。两百块钱，（补了）两百块钱。”

郝国栋每遭水灾，就把家中的情况上报政府，希望能获得一些经济上的补助来翻新家里。“就都拍了照，前年也拍了照，手机拍了照。”遭灾三年，政府都来了人拍照。第一年拍了照之后不了了之；2016年再次上报，郝家得到了200元的补助；2017年，得到了2000元的补助。“总是求上头，修好维护好啊，”郝国栋叼着烟，说话有些含糊不清，声音压得很低，“好些喽，还是好些，好些。”

这一批征收卡在了老余家的第25户。作为27户的郝国栋，没能分到这杯羹。

“想……想的话，得要人家要，不要的话，你想征收也是空的。”郝家的房子破旧，要是真的征收了，能得多少钱，也让郝国栋没有什么期待，“价格就压得低噻。”

“卡着你的价格，你买了房子就没钱了。你还要搞装修，你两个人起码要九十多个平方，五十几万，你要搞装修。征收一共才三十几万一个。”郝国栋算了笔账，他们两口子有残疾证，还能再分到三万多块钱。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款项。

不过这一笔算盘却是打在棉花上，并不踏实——郝家老屋的征收，八字还没有一撇。现在最紧急的问题，还在于把有垮塌危险的土屋修缮。

“我的愿望这个屋要维修好，政府来维修好。我们是残疾特困户不。”说到新年愿望，郝国栋这样说。今年他的女儿要回老屋过年，郝国栋家大年二十八就把养的鸡买了，放了鞭子，烧香杀鸡。还请人来把家门前的水塘抽干了水，捞了几十条肥美的鱼。他们也在为了过年而准备着。

五.候鸟归巢

大年三十夜里的第一卦鞭炮，从老屋的铁门口一路放出去，噼里啪啦炸到门口的鱼塘。年三十的晚上是余建益老两口跟两个儿子两家的年：两个女儿都是家里的媳，要在自家给丈夫和丈夫家人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余永根的小儿子余浩荣玩花炮玩得疯，笑闹着出了一身汗；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平日里静悄悄的乡村，烟花在天空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延绵不绝了半个多小时——辞旧迎新，所有的花炮都会在这一晚十二点的时候放完，余永根这样对我说。

于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在烟雾缭绕，弥漫着硫磺味道的墨色空气中，狗年就这样来了。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的母亲余永红，在给夫家一家人做了大年初一第一顿丰盛的午餐后，终于踏上归巢的路。带着她给父母的、三个兄弟姐妹的、叔叔婶婶的礼物，一家三口大包小包地坐上回株洲的城际铁路列车。

这段2016年年末通车的“长株潭城际铁路”，大大方便了余永红回家。她不用再公交车转大巴，大巴再转公交车；城铁的其中一站“先锋”就在她的茶叶店不远处，走路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而她的下车站“大丰”，离余家老屋直线8.9公里的距离，十几分钟的出租车程就可以搞定。

回到家老屋刚好快到晚饭点，是下午四点半。一大家子人都在前坪里逗小孩儿，聊天，说笑，余永根在老屋的堂屋里忙碌着，这是自家人齐聚的重要一餐。妻子周金兰在柴火灶前帮忙烧火，不断地往正方形的烧火口里添柴，老屋里弥漫着木头被烧焦的气味，刺进眼睛里，让人流眼泪。

今天的火锅是菌菇火腿片火锅，“常驻嘉宾”羊肉火锅没有上桌，“有些不吃羊肉，”余永根切着火腿片，这顿全家团圆饭，依旧是他掌勺。

这将是一桌十二道菜的正餐。头碗菜发肉坨坨、火锅、鸡鸭鱼肉、扣肉、腊肉、笋子、副菜，所有老余家传统的年菜都没得少；今年肉菜还有别的主角：猪肚子，牛肚子，还有野猪肉。色泽红艳的辣椒，还有白醋浸泡的小米椒，都是年夜饭餐桌上味觉的领衔主演。这是湖南味道的年，辣；也是余家味道的年，老屋柴火灶，三代桌边人。

二孩政策放开，余建益在2012年抱上了小孙子，也是老余家第一个孙子，终于不再是一水儿的金花，余建益笑得咧开嘴：小孙子余浩荣出生的那年家里的田刚好征收，余浩荣一出生就分得了五六万的安置款，“我们浩叽将来命好嘞，一出生了分哒钱。”

紧接着，余建益的弟弟余建高也在2016年抱上了小外孙。这两个尚未懂事的小男孩儿，是这个年里最惹人欢喜的开心果。在大人所有的闲暇时间里，“逗小孩儿”是头等大事：“浩叽，这个花炮给我玩一玩吧？”“浩叽你的巧克力要给我吃一颗吧？” 孩子要是没给，大人的调笑马上就到了，“这么小气！”模仿着孩子的语调开始埋怨，四下跟长辈们复述好几遍，带着夸张的神色和表情；孩子要是给了，就是一通“大方”的夸奖。当然，不论孩子如何回应，大人们的揶揄都是玩笑。

吃饭的时候，喂小孩儿也是头等大事。菜还没上桌，两位妈妈就带着小孩儿的不锈钢碗和长柄勺，在厨房里问余永根讨汤，“汤好了吗？我盛一碗，饭好了吗？”在所有人开餐前，妈妈得先把两个孩子的饭喂了，才能让自己在众人留下一桌的残羹冷炙之前，自己也能有时间填饱肚子。

周冬梅这餐饭仍然没上桌。

她总说这几天嘴里没味。饭上桌前，她盛了一小碗米饭，夹了一些开胃凉菜，伴着一点菌菇火腿肠，勉强吞下一碗米饭，就坐在坪里歇憩。老屋里人声鼎沸，是敬酒声，大笑，谈天说地，是二十几号人的餐桌嘈杂；屋外的坪里空荡荡，周冬梅在喝一杯滚烫的绿茶，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吸气吐气，呼吸很重——她的哮喘是陈年旧疾。

#还乡手记# 第二十五个征收户

晚餐后是余浩荣玩花炮的时间。年三十的夜里放完了叔叔从长沙带回来的花炮，爸爸就又去集市里给他买了一些回来。放一个小烟花，余浩荣靠得有些近，大约四五步的距离而已，痴迷地看着直冲向上的银色花火，没想到突然这铁树银花般的火星子开始噼里啪啦往四周炸，余浩荣吓得一哆嗦，两脚生风地往后退，结果两条腿打架，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坪里的大人瞬间都哄堂大笑。

年初二，四姊妹约好要去余永顺家吃午饭，余永顺起了个大早。她问同村的胖子娭毑讨教卤鸡爪的做法，想做给孩子们吃。年前2月5日是她的生日，胖子娭毑作为她的厨师朋友来掌勺，用高压锅卤了一大锅鸡爪，让孩子们都抢光了。余永顺看孩子们爱吃，就上市场买了一大袋冷冻鸡爪，也想卤给孩子们吃。

余永顺是个急性子，没等到胖子娭毑登门，就照自己的理解给把香料和鸡爪倒进了高压锅。胖子娭毑姗姗来迟，看着满锅的红色小尖椒，直叹气说，“会辣死去。”

午餐桌上，这锅辣度非常的鸡爪，依然受孩子们的欢迎：余浩荣和姐姐余慧滢都夹了满满一碗，抱着饭碗坐在坪里啃鸡爪，拿了个塑料水杯装鸡爪骨，一大盆鸡爪吃得见底，一个都不剩，只剩下些红红的辣椒和黄色的姜片；余慧滢辣得满脸通红，还大呼，“好呷，好呷！”

午餐后的下午兄弟姐妹们也没久留。在坪里晒了会儿太阳，就都纷纷告辞，回了老屋。毕竟还有个最盛大的年初三，掌勺的余永根和余永定兄弟，得要回去开始准备了。

早晨九点，余永顺催促着儿子快点吃完早餐，买了一大包槟榔带回了老屋。厨房里余永根和余永定已经开始忙碌了，四层的蒸笼已经开始冒出白烟，烧上了火。

周金兰在柴火灶前添柴，余永红和余永顺端着菜盆子和水桶在择放在火锅里的小菜；堂屋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瓜子蜜饯，自家柚子树上结的小柚子，表皮皱皱地，个头也挺小；还有自家橘子树上结的小橘子，从秋天丰收，周冬梅就都摘下来封存好，等着过年吃。桶里的花生也是自己种的，没有炒熟的生花生，果肉里有淡淡的甜味。余建益和周冬梅在外面的坪里喝茶休息，等待着兄弟姐妹的到来。

十点半刚过，亲戚们就陆续提着礼物推开老屋前的铁门了。

老屋的前坪慢慢开始站满了人：家里的孩子也要做事，给长辈们送茶，“叔外婆”“姨外婆”“姑外婆”“叔爷爷”……仿佛中国传统文化里各样的亲戚名称都能给说全了。

“四十三个人，噢哟！三桌！”数清了午餐就餐人数的余永顺笑着走到老屋报给厨师，但这早已经没有当年四五桌的热闹了。余建益和周冬梅的兄弟姐妹们往往都带着孙子孙女来拜年，子女们已经很少随行了。

“凳子不够，去隔壁郝国栋屋里借十把喽。”余永红叫上妹妹们去搬椅子。去了五个人，一人手里两把，排成小队列地从铁门里进来。大姑外婆带着一挂鞭子，去山里给母亲上坟。等她回来，再一挂鞭子一放，开饭了。

年初三的餐桌，总是喝酒的男人一桌，不喝酒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两桌的。

喝酒桌上的男人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论，聊天，一杯一杯地把白酒倒入喉咙，再夹一筷子菜塞进嘴里，喝得红光满面；不喝酒的桌上的女人们则都在给孩子夹菜，菜盘很快就见了底。一顿饭吃完，不喝酒的两桌已经收拾完毕了，喝酒桌上的男人们还没正式开场呢。

女人们于是端着茶杯，走到坪里叽叽喳喳地聊天，孩子们四处疯跑。她们在等喝酒桌也把桌子收干净了，饭后娱乐就可以开场了——几桌麻将，几桌跑得快。

茶杯里要倒满开水，身边要多放个凳子，装上一把葵瓜子，一把小开心果；零钱摊在桌子上，一只手嗑瓜子，一只手摸牌，都不闲着。

周冬梅此刻兴致勃勃地坐到老伴儿那桌的麻将边，看人家打麻将。但她从不看自己老伴儿的牌，总是像避嫌似的，坐到老伴儿对面的人边上，开始比划，指点人家出牌。“你别打乱讲啊！”余建益每次都笑着“警告”，周冬梅笑开了，露出有些稀疏的牙齿。

晚餐在农家乐的饭店吃，这几年都是这样。家里没有精力再弄第二餐，索性就出点钱，在餐厅里开了两桌。也是乡里柴火灶的饭，饭店的老板也都认识几十年，算是照顾生意。出发去农家乐前，余永红提议让老余家在老屋前照个合照。余建益有六姊妹，两兄弟，四姐妹，余建益和余建高两兄弟站在边上，四姐妹在中间。余建高笑说，“我们保护你们喽。”四姐妹笑开了。

余永红说，四个姑姑年轻的时候都很美，甚至美得远近闻名。这附近谁都知道，余家有四朵金花，个个都长得漂亮。

“老了勒，还金花。”大姑外婆听闻夸赞，自嘲地说，“我们是蔑咾（株洲方言，焉了的）花。”

大家都笑了。

我在这时按下快门。

#还乡手记# 第二十五个征收户

后来，周冬梅带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也加入到镜头里。她们抱着几岁的小孙子，面对着镜头笑得有些局促和羞涩。

#还乡手记# 第二十五个征收户

我的镜头捕捉下的这些人，已经差不多快要走完自己的一生。余建益和周冬梅在这两栋辛苦打拼下来的老屋里的时光，就快要结束了。他们会住进逼仄的公寓房间，会住进从来没有住过的电梯房。在城镇化的乡村里继续度过晚年。

第二十五户是这批征收的最后一户，第二十五户的这一大家子人，都将要从老屋彻底离开了。这巢将化为乌有，来年，这群一年一归，一期一会的候鸟们，该要归向何处呢？

#还乡手记# 第二十五个征收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