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美丽的囚徒

一千多年前，三国时期那位桃园结义的刘皇叔，在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上，几碗酒下肚，说出了一句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于是哗啦啦流传开来，严重影响了中国男人的价值取向。这之后，凡是憧憬着建功立业、扬名立万的男人，对衣服就彻彻底底丧失了兴趣，和鉴赏力。时至今日，我们的T型台上，穿着时装摇摇摆摆、来来回回走着猫步的大多是女人，偶尔抓壮丁似的抓来几个男人陪练，瞪着眼，板着脸，极不情愿，也极不自然。

女人对时装的热爱痴情，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她们高喊着“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响亮口号，把勘破红尘的神圣佛爷当作她们追求时装的形象代言人，说什么“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说什么“女为悦己者容”，说得男人晕头转向、慷慨解囊，无条件支持她们没完没了的时装秀。

上个世纪文革那段沉痛的历史，在男人的记忆里，是国家浩劫，是民族灾难。但在女人看来，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寒酸，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无奈，是花衬衣掩埋在军装里既不敢露又不敢言，是样式和色彩缺乏选择、不能选择的悲哀。总算拨乱反正了，改革开放了！正所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女人走上T型台。

为了能够追赶被文革耽误的时装新潮，并不擅长计算的女人甘当家庭财务总管，挤干丈夫的钱包，杜绝小金库私房钱。她们恨不得与丈夫的单位联系，直截了当地将工资、奖金一分不漏的打进自己的账户。一副漫画画得好，街头一男子被劫匪用枪逼住，男子若无其事地举起双手，伤感而抱歉地说：朋友，你动手晚了，早被老婆抢光了。在男人统治世界、女人统治男人的时代，甚至有西方女子打出广告，愿意出租丈夫换钱，换钱干什么？那还用问，买衣服呗。女权主义泛滥全球，自古以来一直视“妻子如衣服”的男人，如今贬值到还不如一件衣服啊！报应啊！如果刘皇叔有在天之灵，不知会不会被气得活转来。

但时装总是为那些身材苗条、容貌姣好的妙龄女子设计的。孕妇装除外。生了儿育了女的黄脸婆们，腰若黄桶，腿如栋梁，即使攒够了钱，可爱的时装也难以上身。不需男人提醒，经常对镜作自我检查的三八们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早上一杯减肥茶，中午一阵减肥操，晚上一顿减肥餐，上床做一个减肥梦吧。她们的日常生活以减肥为中心，真抓实干，长抓不懈，那可不像政府减员那么疲软！为了减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为了减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置之死地而后生。心软的男人看不过，安慰劝解道：瘦的固然有骨感，可胖的有肉感啊，一样性感，一样性感。女人根本不吃这一套“捉到鼻子敷眼睛”的歪理邪说！在减肥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她们绝不含糊、绝不退缩。以此看来，那个削足适履的故事，讲的不是男人，一定是某个古代女子缠足减肥无效，又实在受不了高跟鞋的诱惑，因而作出的类似于壮士断腕、断尾求生的外科手术。——何等悲壮啊，同志们，仅仅为了穿上高跟鞋！男人常常是做好了帽子等脑壳长的，只有女人才具备如此大义凛然的勇气。

在追求时装这个不容怠慢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普通市井女子都不可小觑，更何况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女性了！你看，同样是关在渣滓洞，同样是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押赴刑场、一枪毙命，以许云峰为代表的男同志们拖一块靸一块的，衣衫褴褛不整，纯属给狱方“抹黑”，而我们美艳动人、光芒万丈的江姐，还在临刑前连夜赶绣红旗，绣起红旗来干什么？干什么？挂在身上不就是一件漂亮的披风嘛！

男人一辈子免不了关注足球、政治、环保、战争、毒品、爱滋病……对这些堂而皇之、大言玄玄，却又永远没有结果的话题，务实的女人毫无兴趣。她们成天在商场转悠，唯一在意的是自己的曼妙身材该配何种品牌、何种样式、何种色调的时装。为了称心如意，为了相得益彰，为了一衣遮百丑，她们不厌其烦地试衣、试衣、试衣。陪同前往的男人，真得有十二万分的耐心才行，否则她们就以换人相威胁，反正不愁坐冷板凳的替补。一位吃过这方面苦头的西方哲人，苦大仇深地抱怨道：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衣服那样聚精会神，那样挑三选四。

但是，就因为男人服装的一本正经、黯淡单调，一代才女张爱玲振振有辞地说：“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什么气概？这是单单为了服装，宁愿舍弃所有自由的女性精神！这是单单为了美丽，誓把牢底坐穿的囚徒气概！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美丽的囚徒们把它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