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催生了千千万万个敢打敢拼,成就斐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时代的英雄们逐步跨入耄耋之年,企业交接传承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残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企业父子传承交接的过程,往往也是两代人矛盾冲突加剧的过程,更是企业动荡不安的过程,甚至会造成企业为此陷入万劫不复的窘境。比如曾经的山西首富—李兆会,将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用十年不到的时间带入濒临破产的绝境。

老一代企业家们虽然大部分文化水平都不太高,但他们是一群能够吃苦耐劳,深谙社会文化运行规则的一群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比较“接地气”。他们善于平衡关系,驾驭人性,懂得社会潜规则背后的人情世故。新一代的少壮派二代接班人,大部分都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学在外,接受过西方式管理理念的教育。他们的思维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冒进,敢于改革和创新,往往对父辈那一代的很多做法不屑一顾。但由于对我们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质缺乏深刻的领悟,很多管理决策在现实工作中往往很难有效推行下去,甚至是出现南辕北辙,事以愿违的情况。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和西方社会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我们很多企二代用的却是西方学来的那套理念,用来指导在中国社会里的企业经营,自然会处处受阻。西方社会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强调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崇尚个人自我的价值理念。而我们中国社会深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家庭伦理为基础,体现的是亲疏有别,差序等级的社会。在西方社会,经营活动是靠契约,规则来约束双方的行为,一切依法办理,通过制度来管理人。而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你会发现仅仅依靠制度规则来管理人,你是很难做好企业管理的。这当中的本质差别在于:
一、 双方处理问题的依据不同:西方社会一切以规则和契约为处理问题的依据。双方的合作条件完全可以在谈判桌上通过谈判来解决。而中国社会很多时候是以人情亲疏为处理问题的依据。双方的生意达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酒桌上来完成的,关系如果处到位了,什么都好谈。
二、 双方管理的对象重点不同:西方的企业管理是以“事”为中心的,以目标达成为经营首要任务,至于让什么人来完成并不重要。但在中国的企业管理当中,有经验的管理者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是以“人”为中心的。工作一定要安排给合适的人做才能做好,不然,不仅当事人得不到其他同事的支持和配合,甚至有人还会在背后设置很多障碍给当事人。
三、 双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式的管理一般是就事论事,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们追求真理至上。而中国式的管理则是一种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我们更多看重的是二者之间的合理部分,也就是华为任正非所提的,管理人员要有“灰度”思维。所以,说我们是“易经”的民族,一点都不为过。而我们这套思维方式,恰恰是当今这个多变的时代,最为宝贵和稀缺的思维模式,我们传统中国人有这方面先天优势。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沉淀,文化基因已经深深溶解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很多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日用而不自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要想深谙中国人的人性特质,提升我们经营管理水平,则必须要了解我们传统的儒、释、道精神和“易经”的思考方式,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卫小奎 资深企业培训师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的探索者)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