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哲学的当代意义

                     文\钱宏

朋友马楠，在“宏启仨和”群留言道：这几天一直在看《教育治疗》方面的书，特别是体态与性格之间的各种联系。

每一种性格都难说好坏，每一个成人内在都有个努力长大的小孩。

每个小孩都用自己的方式，甚至假装很强大来获得爱。致敬每个挣扎着长大的小孩。

我一看到这样的心得，就不禁为她点赞：棒！棒！棒！

在当今尊重一切文化圣域、广普IT互联物联智联、扶持全生態社会成长三大趋势下，不因弱小而歧视，尊重、善待一切生灵，并努力发现其特殊特质和价值，并助其呈现出来，是必须的。

马楠女士读《教育治疗》的心得，直接触到了共生哲学的当代意义！

宇宙间基于自组织力的共生法则，排除了以往伦理学说对人作好坏、善恶、美丑、君子小人、智愚、宝贝垃圾、神奇腐朽的任何形而上的哲学预置。

人的一切特质属性，都是在各种具体关系过程中呈现显现出来的。

而且，这些在关系过程中呈显出来的丰富多彩的特质属性，还会随着自组织力强弱适应性与关系格局的变化而改变，而绝非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这种改变，或者说变易，既是易学思想中“生生之德”（方东美语）的具体展开，也是成中英研究“易学”时归纳的五种变易，即“不易、变易、简易、交易、和易”的生態化拓展。顺便说一句，我完全赞成成中英先生富有现实情怀的表达，即用“五易之说”诠释后的易学，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新觉醒与再创造的精神！

成中英先生主持并高度评价钱宏《共生儒学——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呈现出好坏、善恶、美丑、智愚、君子小人、垃圾宝贝、腐朽神奇的特质属性，并为他者认知后，这些特质又会在新的特定关系格局中，发生“适应性转换”。

所谓坏、恶、丑、小人、愚、垃圾、腐朽的特质属性，完全可能转换为好、善、美、智、君子、宝贝、神奇的特质属性，反之亦然，而且，还有中间特质属性，更有作伪的特质属性。

所以，出于人、事、物，你、我、他关系存在相对稳定性的需要，人类社会需要对自身行为加以一定的具有公约性约束条件机制。

而到目前为止，具有人类最大公约值的约束机制，是基于呈现为共生智慧的宇宙生命生態的共生法则。

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LKQ语）成为的全球性现实关系格局下，任何基于谋略性智慧的好坏、善恶、美丑、智愚、君小、垃圾宝贝、腐朽神奇特质属性的关系定位，由于核武、生化武器、特别是信息武器呈普及化趋势，某国、某集团、某共同体、甚至某个人，一个不小心，都可能导致整个人类同归于尽的毁灭性灾难后果。

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生死存亡之际，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以重建业已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

从成中英新易学，到共生哲学，作为全球互联物联生態化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生態文明的活的灵魂，富有当代意义！

钱宏与成中英先生相逢于雅典第23届哲学大会

刚才和周鸿陵在一叫“大米饭小炖肉”的小店吃饭，有人谈到日本的“山岸主义幸福会”的共产主义理想。问道共产主义与共生哲学是什么关系？

仅仅在构词上，共生与共产一字之差，两字一致，自然在内涵上，也有共性。

第一，共生与共产都十分关注差异性，认为差异性是人类社会丰富灵动的基础，“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第二，共生与共产都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阶层的法定特权，因为只要是法权特权，无论是政治（权力）特权，还是经济（资本）特权，抑或文化（民族）特权，都是以限制甚至剥夺一部分人（他者）的自由为条件；

第三，共生和共产都着眼于人类社会组织形態创新，具体说，就是超越现行排他性的“共同体”组织形式，进兼容性（兼相爱、交相利）的“共生体”组织形式，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这三层含义上，可以说，共生或共生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前辈们关于“成本最低而幸福度最高”社会形態探索的一种历史传承。

但是，共生与共产又有本质的不同，也是我2013年9月英国朋友陪同我去拜谒伦敦市郊马克思墓，并在墓前献上一束康乃馨时思考的问题：一位生前视自由为生命的人，其学说何以成为剥夺许多人的自由的魔咒？

送一束康乃馨

请注意，我只是说“剥夺许多人的自由”，不是“一切人”，这里也有三层含义：

其一，是剥夺许多人的自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获得“超自由”，即特权。

其二，是说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并不是在世界一切地区一切国家都成为剥夺许多人自由的魔咒，恰恰相反，共产主义学说与共生主义哲学的上述三大共性，事实上成为人类行为与组织形式的价值准则，比如美国实施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反对托拉斯资本特权）、《证券市场交易法》（资本社会化的公平有序规范），比如在欧洲各国广泛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及其对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中国、日本、南美、英联邦）政策性导向上的影响。

其三，马克思学说成为剥夺许多人自由的魔咒，也是一个事实，这又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闻道必须一以贯之，二是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有很好的价值理念——自由人的联合（共生）体，却失之于方式方法上的脱节——先进生产力代表（无产阶级）专政。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有很实在的传播方法——年年月月天天讲普及到全民，却没有将当时好的价值理念进行到底——摆脱“两级分化周期率”、“批孔尊孔周期率”、“黄炎培周期率”的民主宪政。

我这样说，要具体到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提问的特殊性，同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并非批判性，而是作为一个共生哲学论者的建设性要求。这就涉及到共生与共产的本质不同。共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享主义、共赢主义、共荣主义、共乐主义（Convivialism）都有一个“共”字，但区别在于侧重“共什么”？“以什么方式共”？共生，共的是“过程”，生的过程，生生不息的自组织与外平衡的过程，即无限展开的动态平衡过程，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存同求异，让生活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方式；而共产、共享、共赢、共荣、共乐，则共的是“结果”，结果永远是有限的，所以采用的方式多半是由外而内、求同存异，让世界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方式。本来，共产主义、共享主义、共赢主义、共荣主义、共乐主义本质上都是共生，但是，由于“共的方式”颠倒了“过程”与“结果”的关系，而注定其再怎么“辉煌”也终归“死寂”。

我想，应当这样说，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的本质上是共生。人类迄今为止所有共产主义或准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是手段工具方式的成功与失败，是偏离了共生价值目标，有其名无其实的成功与失败！（参看《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原载华盛顿《新世界时报》，收录《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出版公司，2007）。

只有朝着共生目标行进，并且以共生作为最大公约值的约束机制的社会实践（包括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和文明实践（包括乡村文明、城市文明、生態文明），才能使人类无例外地获得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可持续性幸福而富有尊严的休养生息！

陽子2015年11月6日晨于北京牡丹园华盛家园C2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