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生哲學與共產主義的共性说起
文\钱宏
一、共生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共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
三、解决中国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
四、中国模式的萧何等式定律
五、建设一个有社会的共和国
六、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共生诉求
一、共生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共性
2018年5月5日，是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人类历史的“千年第一思想家”，我作为自少年时代起就在马克思著作的滋养中长大的一个当代中国人，提前发表可谓集四十年研读思考之功的《当代中国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以志纪念。
恰巧此时，有朋友看到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对《哈佛大学70年追踪724位男性：怎样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推荐语：“共生是成本最低而幸福度最高的价值取向”。说：“感觉共生与共产主义仿佛存在某些共性。”这位朋友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仅仅在构词上，共生与共产一字之差，两字一致，自然在内涵上，也有共性。
就请允许我从这个问题开始。
第一，共生与共产都十分关注差异性，认为差异性是人类社会丰富灵动的基础，“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第二，共生与共产都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阶层的法定特权，因为只要是法权特权，无论是政治（权力）特权，还是经济（资本）特权，抑或文化（民族）特权，都是以限制甚至剥夺一部分人（他者）的自由为条件；
第三，共生和共产都着眼于人类社会组织形態创新，具体说，就是超越现行排他性的“共同体”组织形式，进兼容性（兼相爱、交相利）的“共生体”组织形式，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这三层含义上，可以说，共生或共生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前辈们关于“成本最低而幸福度最高”社会形態探索的一种历史传承。
但是，共生与共产又有本质的不同，也是我2013年9月英国朋友陪同我去拜谒伦敦市郊马克思墓，并在墓前献上一束康乃馨时思考的问题：一位生前视自由为生命的人，其学说何以成为剥夺许多人的自由的魔咒？
请注意，我只是说“剥夺许多人的自由”，不是“一切人”，这里也有三层含义：
其一，是剥夺许多人的自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获得“超自由”，即特权。
其二，是说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并不是在世界一切地区一切国家都成为剥夺许多人自由的魔咒，恰恰相反，共产主义学说与共生主义哲学的上述三大共性，事实上成为人类行为与组织形式的价值准则，比如美国实施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反对托拉斯资本特权）、《证券市场交易法》（资本社会化的公平有序规范），比如在欧洲各国广泛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及其对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中国、日本、南美、英联邦）政策性导向上的影响。
其三，马克思学说成为剥夺许多人自由的魔咒，也是一个事实，这又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闻道必须一以贯之，二是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有很好的价值理念——自由人的联合（共生）体，却失之于方式方法上的脱节——先进生产力代表（无产阶级）专政。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有很实在的传播方法——年年月月天天讲普及到全民，却没有将当时好的价值理念进行到底——摆脱“黄炎培周期率”的民主宪政。
我这样说，要具体到我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提问的特殊性，同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并非批判性，而是作为一个共生哲学论者的建设性要求。这就涉及到共生与共产的本质不同。共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享主义、共赢主义、共荣主义、共乐主义（Convivialism）都有一个“共”字，但区别在于侧重“共什么”？“以什么方式共”？共生，共的是“过程”，生的过程，生生不息的自组织与外平衡的过程，即无限展开的动态平衡过程，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存同求异，让生活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方式；而共产、共享、共赢、共荣、共乐，则共的是“结果”，结果永远是有限的，所以采用的方式多半是由外而内、求同存异，让世界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方式。本来，共产主义、共享主义、共赢主义、共荣主义、共乐主义本质上都是共生，但是，由于“共的方式”颠倒了“过程”与“结果”的关系，而注定其再怎么“辉煌”也终归“死寂”。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所有共产主义或准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是手段工具方式的成功与失败，是偏离了共生价值目标，有其名无其实的成功与失败！（（参看《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原载华盛顿《新世界时报》，收录《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出版公司，2007）。
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对于公平正义普世性的理论呼吁和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劳资矛盾”的揭示，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正因为如此，不管今天的人们喜欢不喜欢，都绕不开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时代性问题，以及这一揭示对于19、20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实践的重大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兴起，特别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形成之初，不久就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追求社会公平的共产主义（17世纪）和伴其道而行之的社会主义（19世纪30年代），乃至综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40-90年代）。
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先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斗争史观，后以英国政治经济学为“批判的武器”，同时发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逻辑对于工商文明的极大推动作用和作为工商文明生产主力（无产阶级）的罪恶剥削事实这一“双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武器的批判”，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命运共同体的过渡，来达成“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经过“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实现共产主义条件下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马克思看来，形成这种“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亦即共生体组织形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穷十年之功（1857-1867）铸就皇皇巨著《资本论》（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如果从1843年经济笔记算起，至1883年马克思辞世，包括他去世后恩格斯、考茨基、前苏联整理出版的第二、第三、第四卷，可谓四十年铸一剑，而全部四卷本《资本论》的出版，花了近一个世纪）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武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是追逐剩余价值（第一卷集中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和这种剥削方式的反人道性、反自然、反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不可持续性。
尽管今天看来，《资本论》的逻辑建构存在着诸般欠缺，但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和对劳资矛盾的理论揭示，给世界的普遍警醒，使他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丰碑——马克思不愧为“千年第一思想家”（BBC投票网评），伴随欧洲以至美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展开，马克思主义结出了五大历史成果：
马克思主义第一大成果，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23年后，客观上促成了1890年美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反大资产阶级的《谢尔曼反垄断法》，以及20世纪初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直接参与的反托拉斯进步主义运动，最后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后国会通过实现公平交易三大证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的出台而建立起一个基本健康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中论述的股份制为标志的“资本社会化”过程（参看钱宏著《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收入《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
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成果，是经过列宁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后的“精英革命理论”与俄罗斯二月革命后反一战组织“苏维埃”（即工兵联合政府）极富激情而机智的结合，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名义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权。后又经斯大林、日丹诺夫式再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国和若干卫星国组成），最后成为“冷战时期”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与美国相当的超级大国（参看《邻居的伟大与幸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怎么回事？》，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2007），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资本化”过程。应当承认，这一成果在中国的延伸，也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名义”将清末至抗战时沦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了，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布局，其最高成就，就是“两弹一星”和进入联合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参看钱宏《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载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中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第三大成果，是在恩格斯亲自参与下成立的社会主义国际（又叫第二国际）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推动下（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到21世纪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第三条道路），通过“依法抗争”、议会道路和行政干预，在西欧、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普遍实现了的所谓“福利国家”（一说“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第四大成果，是理论成果，即以所谓“法兰克福学派”、“青年马克思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异化理论，从意识形态领域、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下人类畸形的生存状况，并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这一成果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如陶东风、朱学勤、徐友渔有相当影响（尽管他们声称是批判地接受）。
马克思主义第五大成果，既属于理论，又可望成为国家实践哲学的成果，这就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哲学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领域，把人与自然各自的地位与作用、演进过程、矛盾结果、和解路径等“共襄生成、自然有为”的论述。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动下，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批学者，如余谋昌等结合中国古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仰，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生態文明”的概念。基于对三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得失损益的历史反思，中共17、18大相续提出“生態文明建设”战略，即将生態文明建设贯通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我们将这一成果表述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几乎涉及人类本身和人同自然的全部关系内容，其得失成败，功过是非，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当代人类一定会从马克思主义五大成果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以形成与之相应的人类共襄生成的价值体系——即全球互联生态化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
综上所述，结合当代中国实际——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执政党富有自我批判与不断完善的能力；2、集团官本位的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其权力（中国文化使然）与资本（西方工商文明使然）勾兑杂揉的“中国模式”造成“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两大实事，只要有一点点“一物降一物”的历史常识，就不难明白解构“权力资本主义逻辑”的制度性演绎，什么学说、主义能够比马克思主义更具有针对性？！纵观全球，也许只有当代中国人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
我冒昧地坚持认为：正如一生以改造中国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不能走”一样，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重新出场，也是所有关注当代中国命运的人士必须直面的时代性课题！
三、解决中国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
“按下葫芦浮起瓢”、“吃力不讨好”的事，是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新乱象。
但是，对中国而言，今后五年十年，是三千年来，又一个充满魅力与希望的历史时刻。因此，本着先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告诫[1]，透彻反思“中国模式”的问题，积极整合“东西学识”的优长，直面现实，超越自封，仰望星空，重铸信念，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说，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百年历程，展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是：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9）作为一个裸体的人，从政治上站立起来了，让同胞自豪；而第二个三十年（1980-2010）在身上穿了衣服，成为“金砖”之躯，让世界瞩目；那么，接下来的三十年新世纪全球格局中，这个人，必须整合过去、超越自己，得给自己一颗令世人倾慕的灵魂！
历史正赋予我们在创造新文明形态当中引领全球的责任！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文明创造的道路上，不可能永远搭便车、走偏锋，中国人的思想、政策、实践，特别是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对自身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将产生何种影响，至关重要[2]。让我们超越为了选择复制的不同或雷同而争夺互斗的世纪，不再偷懒，新世纪的中国人注定要自创范式，反馈先贤，赢得尊严，而非继续到现成范式中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中华民族向以“天朝上国”傲视天下，从拒斥“主权国家”的概念，到被迫接受并争取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融入世界；从选择共和国政体和以社会为优先位置的主义，即涵盖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到学习工商文明，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乃至参与全球化运动，应当承认，中国历届政府和中国的执政党做出了他们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同时，也为反复实验、试错、纠偏交了太多的学费，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时至今日，近百年来华夏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尚未实现，我们距离一个现代文明大国，依旧遥远。
放眼今日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描述的种种社会堕落，比比皆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本，已经蜕变成权力资本，“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每一个中国公民每天都在见证这种集团力量一一抹去学校、医院、法院、警署、军队、寺院、研究院这些“曾经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中国成了追逐蝇头小利的小工业家、小商人、小老板、手工业者、农民、农民工的汪洋大海，本来就不健全而窄小的社会公共空间，变得越发支离破碎，一盘散沙原子化。
权力资本的集团力量，严重背离了共产党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初衷，精英集团与政治、经济、文化垄断的结合，与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之努力的共和政体以及涵盖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原则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应当承认，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办法韬光养晦，继筑万里长城之后，中华大地上到处筑起了举世瞩目的钢筋混凝土丛林，在国际经贸中赚了个盆满钵淫，使我们的GDP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金砖”之国。中国的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们，腰板粗了，肚子大了，屁股肥了，小车越来越豪华。中国人不掏腰包，全世界奢侈品产业大半得停产，中国高铁的建设质量和规模，让德法日原创者瞠目结舌，令发展中国家争相买单，而中国自身如何克服“两极分化”（邓小平），超越“中国模式的萧何等于定律”，依旧倍加艰难。
凭借劳动力差价优势吸引投资和资源垄断优势的关系网寻租动力，经过三十年的无序高速增长，我们在积累了巨额对外债权的同时，也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GDP高增长率的成本代价，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在中国政府工作团队制定“十三五规划”，高调预言未来五年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后发优势将再持续二十年”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昂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官生列支递增不减，民生欠债不得不还”，仅此两项，足以推高比“市场滞胀”更为可怕的“政府赤胀”（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谁也不能无视“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的现实：国土资源日渐缩小耗尽；人口资源日见疾患亚健康；民营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社会自组织力日益萎缩，活生生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几近枯萎；中国大学总规模世界第一，却依旧愧对费孝通、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中国的专家、学者数量世界第一，在贡献具有中国烙印、中国气派的精神理念、管理方法、普惠价值上却乏善可陈；中国的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近20年来的急剧膨胀世界第一，却未能真正推动中国近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建设者、无数精英-草根，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名副其实地健康成长。
现在，到了搁置由于信心不足而停留于表皮上对中国唱衰唱盛、唱多唱空，及其乐观悲观的“冲突论”、“终结论”之谁是谁非、谁赢了谁输了的争议这些个假问题，全面反思“权力资本主义逻辑”，并予以克服其假改革之名一次又一次地对中国社会、自然、国民的伤害之弊、时代之痛，以便找准问题进行思想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时候了。
四、中国模式的萧何等式定律
首先要反思的是，过去800年，特别是近300年来支撑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得以发展的权利范式。
我们知道，在权利范式下，包括四对矛盾，一是“权力与责任”，一是“利益与义务”，一是“自由与平等”，一是“民主与法治”。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是对个体、群体、组织行为及结果的规定；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是对个体、群体、组织行为及结果的规范。四对矛盾的共同约束条件，是道德和法律，道德与法律的最高体现形式，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在国际上是相互承认约定的国际法，还有联合国宪章。
但在权力操纵和资本垄断结合下形成的权力资本主义逻辑下，中国各地政府追逐GDP增长率最大化“锦标赛”的现实展开过程中，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却往往脱节，表现得非常之不对称，以至于大肆破坏道德与法律这一约束条件的事，经常发生。有权有势的强势精英，垄断权力、利益，操纵自由、民主，不负责任、不尽义务、无视平等、蔑视法治，而无权、少利的草根人群，却要承担太多的责任、义务，甚至为强势精英们的胡作非为造成的天灾人祸埋单。
一个正常国家或地区的存在与发展动力，存在于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循序展开过程之中。当一种自组织力发挥过度，且以集团、小圈子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有意识地追逐并力图永保“特权”时，必然提高公民、社会两种自组织力发挥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从而受到抑制。前面描述的当代中国问题的负面清单情况，正是由于政府自组织力超值、越位发挥，使得公民、社会两大自组织力受到抑制的必然结果。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政府自组织力得以超值发挥的原因是：政府官员拥有三个硬道理和三大优势禀赋，他们相信GDP可以增长再增长，因而敢于让社会、环境、国民（家奴）和子孙后代付（四大成本）代价，甚至敢于直接拿国家、国民、社会付出大代价、大成本的钱，去美国资本市场和非洲酋长式友邦国家冒险。显然，中国国土疆域大而制度法令文化一统，所以，中国官员就是让中国的社会、环境、国家、国民及其子孙会出再大的代价，他们都不在乎，只要是组织决定，就不需要个人负责任，因为有集体、组织负责任。
这样，中国官员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三个硬道理”是：第一个是部门、行业所属的国有制；第二个是GDP政绩考核标准，各地政府由此展开“锦标赛”无可厚非；第三是习惯性抑制社会组织创新（甚至抑制政府组织创新）。“三大优势禀赋”是：资源不对称优势、信息不对称优势、权责不对称优势。
部门、行业所属国有制，为中国官员恊同权贵资本与跨国资本打着公有制、国有制的招牌，肆无忌惮地瓜分政府的垄断资源优势，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意识形态保证；GDP增长率政绩考核标准，纵容中国官员和基层政府打着“招商引资”的招幌，为权力资本和跨国资本落脚谋取非市场因素的超额利润（包括五大红利），提供政治保证和权利保证；抑制社会组织创新，使中国几千万上亿劳工处于绝对原子化个体低能无助一盘散沙状态，发生劳资纠纷和对立时，往往既得不到政府组织、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具体帮助和救助，又没有真正的劳工组织、社会组织援助和救助，即使有一些像珠三角地区那样的了解劳工诉求的草根维权组织、公民代理、“黑律师”团体，愿意低调提供贴近劳工的日常服务（教育咨询、法律启蒙、能力培养、心理咨询），但在中国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内，至今没有它们的合法位置，所以，中国官员庇护下的权力资本与跨国资本组织，成了真实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除政府或政府性组织之外唯一组织形式，这就为其肆无忌惮地剥夺劳工权益、疯狂掠夺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政策资源提供了超强势的组织保证。
于是，三个硬道理×三大优势禀赋＝中国官员（政府）比较优势。三个硬道理，为中国官员享用“权力资本与跨国资本既博弈又勾兑合谋”的盛宴，尽情地享受生育（人力）、国土（资环）、规划（标准）、知识（信息）、投资（全球化）“五大红利”，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三大优势禀赋，又使中国官员坐拥制度性、体制性保证，从而赢得了拥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比较优势。三个硬道理乘以三大优势禀赋，使广大中国官员感到自己只要为官一方，就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无比的优越感！他们甚至公然认为自己对内对外拥有一切生死予夺之代表权，因为，据说他们是特殊材料做的。
这种权利范式在“权力与资本”结合下的高速发展与自身背离现象，共时性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奇迹与虚妄。
我们将这种“奇迹与虚妄”并生的现象，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谓“成也萧何”，这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的种种辉煌成就。所谓“败也萧何”，是指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尤其是管理层）不能不面对的“按下葫芦浮起瓢”和“吃力不讨好”的虚妄局面。所谓虚妄，意思有二：一是真相意义上的，将多重巨大成本藏匿起来不讲；二是修辞学意义的，“中国模式论者”通常语言华丽逻辑混乱（一会儿说不要“西方中心”，一会儿又说外国“都说有”“都说好”为正确权威，骨子里还是西方标准），却无助于揭示真相与解决问题，即为“虚妄”。
于是，一旦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道德失灵，特别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的虚妄局面时，唯一能够克服或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建设缺位了，“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受到抑制，要进入“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何其难？结果，无组织的社会，连同国家（资环）、国民、子孙一起默默承受和遭受三个硬道理造成的重大代价和诸般恶果甚至罪恶，无从作为，更不要说积极作为。由此，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等式定律：
中国模式的萧何等式定律：三个硬道理×三大优势禀赋×四大成本代价＝中国官员（政府）比较优势之本×腐败罪恶之本×五大红利（非可持续）。
这个“萧何等式定律”，其实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世纪性难题。它使我们既取得“看得见”的“中国奇迹”，同时又使我们每一个国民遭受多数时候“看不见”却实实在在感受得到、少数时候也看得见却无从作为的惨重损失——使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付出超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如上文开头《共产党宣言》式负面清单所列举的“中国问题”）。
然而，这个“世纪性难题”，却随着中国GDP的强劲增长和内在问题可能同时构成改变世界格局的巨大影响力日益显现，被人片面概括为“中国模式”，而加以高歌颂扬！
对于什么是“中国模式”？答案很多，且为了解释“中国模式”，以至于使无数有志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创新者竞折腰……但无论何种解答，到目前为止，多数论者都是立场（如前述“唱多唱空”、“唱衰唱盛”）先于方法，而且，这种立场还是变动不居的，有时是精英立场，有时是草根立场，甚至一会儿是民族主义，一会儿是民粹主义，一会儿是国家主义，一会儿是国际主义，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西方中心主义，一会儿东方古已有之……这些解释本身就构成当代中国问题复杂性的一个重要侧面。结果令众多学者、官员、网民和意见领袖……陷入表皮上的臧否、褒贬的空谈，或者东西、敌我、左右的不共戴天之争，难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从而掩盖且妨碍了“萧何等式定律”这一世纪难题的解决。
本着“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讲不得了”的精神，我们认为，应当弄清“中国模式”的本质属性——属于范畴。
要弄清“中国模式”的权力资本主义属性，先得去立场化，从其何来着手，才能切准命脉。“中国模式论”，虽然肇始于英国人雷默2004年5月提出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3]，而兴于一批推崇所谓“重庆模式”（不限于此）、“后发优势论”、“GDP增长率锦标赛”、“大陆新儒家”的中国学者近十年混合发酵，大概要表明的内涵是：一种既符合“中国道统”，又追求GDP高增长率、高城市化率的政府公司主义（温铁军）。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模式论”属于“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权力资本主义”范畴。
五、建设一个有社会的共和国
在中国，改变权力资本主义逻辑的唯一办法和力量，就是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已向精英利益集团开战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积极主动扶持中国社会成长，克服原子化社会在权力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助、无奈、无力，建设一个有社会的共和国——亦即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国家动力学机制的社会制度。
这里的关键是：自组织起来，让社会获得包括“知情权”、“天赐资源权”在内的谈判权，以降低国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
什么是谈判权？比如：为什么要砍这棵百年老树？谁授权拆这个村子？干嘛建这个大坝？留几块空地做城市之肺有那么难？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为何是3000？猪肉价格上涨真的是市场行为，平时讲政府作为的人到位了吗？把这部分公权力交给这个人靠谱吗？政府预算制度执行得严格不严格？这项政策出台经过谁们论证对环境、社会和直接相关国民有什么影响？……没有包括谈判权在内的“国民事权”，再不认真“依靠人民，重建社会”，一切都是空谈。
没有对上层建筑机体的“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缺位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组织建设，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就永远是纸上谈兵！
没有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组织建设，国民亊权、国民待遇只能是权力资本主义为了自身需要（如对劳动力自由迁徙、小微企业解决底层自由民的最低生活）而恩赐，且是像挤牙膏一样施舍一点再施舍一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永远无法一步到位地实施！
这就是说，由于社会是无自组织力的，公民是无自组织力的一盘散沙，与之相对的是随时到位的以国家之名偷换的单一政府（部门）自组织（权）力，自然形不成上下左右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事物的格局，最后表现出来的效果只能是：一边是出来台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没有偏向甚至偏袒，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往往展现出负面效应，不断提高国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最终使政府公信力一点一点丧失殆尽，另一边就是政府在国家社会治理上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不得法，且吃力不讨好！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国家动力学理论（参看《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改良中国政治生態的十六个切入点》、《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创建以民生质量为核心的GDE评价体系》等，均载《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这一“国家动力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具体体现。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展开，要求做到夯实三大基础建设：
一是国家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亟需制定《乡村-社区建设法》），落实“全民创业，万众创新”；
二是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
三是普及共生经济学ABC，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的世纪钟摆”，建立三大经济形態并行不悖的新格局：a、市场经济（资本利润最大化）；b、政府经济（公共产品最优化）；c、社区经济（休养生息最惠化）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和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共生场。
而要夯实三大基础，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落实十八届四全会决议，实施“依宪治国”。有社会的共和国，必实施依宪治国。依宪治国的本质，就是“从利益共同体到公民共生体”，这就要求确立三大原则：
一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结束“文件治国”：a、法无许可不可为（将《行政许可法》进行到底）；b、法有规定必须为（完善《行政诉讼法》）；
二是尊重国民事权、保障国民事权：a法无禁止皆可为（中国亟需独创《国民事权法》，以完善《民法典》）；b、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公民自由的约束条件）；
三是反操纵、反垄断：a、改变“资源独占”体制机制（中国亟需独创《反操纵法》）；b、走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儒生-蒙人-满人-党人）“官阶大一统”的组织惯习（“党管干部原则”必须拓展内涵、限制外延，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保持一致）。
中国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国家动力学机制形成之日，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执政党-服务党”历史沿革永久合法性获得之时！
而且，以前所未有的“依靠人民，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三大法宝为内容的“XJP精神”，为中国形成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格局，也为中共执政获得当代合法性，提供了可能（参看国务院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刊文：《再访遵义，刍议“XJP精神”》）。这就是本文所谓“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直指“有社会的共和国”的内涵。
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代国人珍惜吧！让我们惜缘惜福，从自己开始努力吧！
六、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共生诉求
最后，当代中国人，尚需以《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式负面清单思维，说清楚世界性的“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问题之后，既突破西方普世价值，又超越东方古已有之的既有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羁绊，洞悉三个必须：
中国人心灵结构上完成“从仁爱世界观，向仨爱世界观的历史跃迁”，是必须的！
用公民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人、事、物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的价值观，为近二十多年来形成的种种发展“硬道理”导航，是必须的！
考虑到中国的影响力愈来愈大，而现行世界秩序亦不足以适应全生態社会建设，重建更具世界性约束力的共生政治伦理、共生经济伦理体系，是必须的！
否则，在全球互联互通互助而共襄生成的新技术条件下，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越大，将可能离十八大提出“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目标反而越远！
打通这些思想关节后，共襄生成之共生思维、共生智慧、共生价值诉求将从你、我、他（她、它、祂）心中呼之欲出，不是你、我小圈子“走向”共生，而是人类个体、群体、组织“相约”共生－－相约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地休养生息！
最后，臻于地球生灵各显神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
钱 宏2016年4月17日记于上海政通路开关居
[1]《孟子·告子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参看《时代主题：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3]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2004年5月在伦敦一个论坛提出一个“北京共识”的说法，大意是：“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被后来的中国模式论者争相追捧并延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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