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瓷十讲

三、北宋官瓷的器型

《宋史》卷一六一《志》记载宋徽宗这样一句话:“先王制器必尚其象， 然后可以格神明”，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定制的器型多仿秦 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等名古器造型，且以议礼局资深学者稽考的 《五礼仪注》和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以仿三代青铜器 和古玉器为主，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使得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 成为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宋)蔡絛在《铁圈山丛谈》卷四言: “及大观初，乃效公磷之《考占》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 则五百有几”，记载了徽宗敕命编撰图录以及所纳作品的大致数量。《四部丛 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 检状》还记载了制造礼器的状况和影响，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 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 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 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徽宗这种仿古复古的艺术追求，其实就是为了“尚 其象”以“格神明”，以烧造合乎典范的国家礼仪神器为根本追求，并且“为 后世法”，故风格多追求宫廷用器的规整和典范，作品古朴庄重、雍容典雅， 完全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 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这当然也是徽宗超凡脱俗的美学智慧和天才禀赋 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而言，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端庄，其 求正不求奇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 艺术创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圆润饱满而又棱角挺拔，线形不张不驰， 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独具风范的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淳 古，绝对一种高贵的艺术气象，加之出于法度精严的要求，当然也是其它民间 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这是专业与非专业或者说科班与非科班间的区别。

北宋官瓷作品器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举行重大的祭 祀活动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玩赏和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 “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 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铺首、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型可谓琳琅 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总之，北宋官瓷虽以 “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创建，徽 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 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与其它窑口不共的根本特点; 另一方面，作为国仪之用的礼器，北宋官瓷不仅极为讲究造型的规整和法度， 在艺术创作上，对传统美学中“自然天造”的法则，更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 信仰。北宋官瓷作品不涂不绘，不渲不染，不雕不琢，不镶不嵌，完全遵循徽 宗的美学情怀和原则，将陶瓷艺术的美充分地融入“平淡”、“简易”和“含 蕴”之中，用本质的美来实现一种“不饰之饰”。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 化思想长期熏陶下凝铸的美，是一种“出水芙蓉”般自然可爱的美。毫不夸张 地说，北宋官瓷古扑、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的造型，充分体现出徽宗个人独 具禀赋的文人气质和文化气质，其作品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到好处的 神妙，实可给人以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的艺术惊叹。徽宗这种不可模仿的 文人气质和文化品质，以及独特的陶瓷意象和美学意蕴，也正是区别其它瓷器 种类或者说是其它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追仿不像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从 这种纯粹、朴和、含蓄的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华民族朴素无华的精神风貌， 以及民族淳厚朴实的包容精神，使其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 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