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一个国家的命门，尤其是在古代家天下时代，那时帝位争夺激烈，国家兼并频繁，朝代也多次更迭，在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各路英雄豪杰，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种情况下，谁掌控的人才多，人才水平高，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于是各位掌权者纷纷出台自己的人才战略，以求招募到更多的高质量人才，为己所用，即所谓“天下之治，在于得人”。
古代生产力低下，而战事频繁，对人才的需求大，各类有才能的人也很多，他们有的德高望重，能为统治者聚拢人才；有的善经营，懂得如何管理国家，为统治者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有的足智多谋，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有的军事才能出众，善指挥作战；还有的有特殊技能。这些人，性格各异，喜好不同，道德品质和能力水平也有差异，那么掌权者在招揽人才时，是怎么识别这些人才的呢？又是以什么为标准进行选拔的呢？我们现代人的人才观肯定不适合那个时代，还是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吧。
司马光像
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说：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
就是说，人的才干和品德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一般的人是辨识不清的，就把他们统统称为有贤的人。往深里说，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选人用人时也就不去考虑以德为重，还是以才为重了，只要是有点名气的，就不计后果的拿来就用。
对于什么是“才”，什么是“德”，“才”与“德”有什么关系，司马光又做了详细的分析，把各种人才进行了分类。他说：‘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意思是智商高聪明、能明察细微、性格坚强、做事果断是人的“才干”；内心正直，做事公道、待人平和是人的“德行”。“才干”是德的资本，“德行”是才的中心统帅。德才兼备的人是“圣人”；德才全无的人是“愚人”；品德胜过才干的人是“君子”；才干胜过品德的人是“小人”。
司马光主要阐述了用人是以德为先还是以才为先，曹操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曹操处在群雄并起的时代，谁掌控了人才谁就掌控了天下，求贤若渴的曹操三次颁布求贤令，提出选人用人“唯才是举”，就是只要有才干，其它都可以不计较，即使不仁不孝也没关系，战国时的吴起，被曹操拿来作为榜样，他的求贤令中说：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这种用人策略为曹操网络了一大批人才，使曹魏集团的势力大增，而同时期的刘备集团，选人用人基本以德为先，所以招到的人才也很少，所谓“蜀中无大将”嘛。
曹操的选人用人政策到底好不好，后世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这个政策很好，打破了原来的察举制，使原来地位较低，没有政治背景的有才之士得到重用，但也有人认为，曹操这一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任用了很多道德低下的人，短期看，确实增强了集团实力，但从长期看，危害不小，曹氏集团建立的魏国没有支撑多久就失去了政权，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就是不选有德之人的恶果。
司马光自己的观点则是以德为先，他说：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
所以任用有德的人就会出德政，任用无德的人就会出恶政，长久来看，人们还是向往有德政的君主，慢慢地人才就会聚拢过来了。而任用小人，虽有才干但危害极大，春秋末期，本来势力极大的晋国实权掌控者智瑶就是因为多才少德，致使智氏家族灭亡，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商朝末期的商纣王也是很有才干的，执政后期因为失德，被周朝取代。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出现和日臻完善，帝王的选人用人缺少了很大主动性，所以在此之前的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帝王的选人用人策略往往就决定了个人的成败，国家的生死，以德为先还是以才为重，不同的帝王各有取舍，结果也大不相同。
现代社会，努力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更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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