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刚撤离就出现叛逃
（1）
南昌暴动的军队，在攻下南昌时不到三天，就开始向城外撤离。时间这么仓促，事情这么急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非要这么做？这是一个后来许多人都搞不懂的“谜”，也是一个许多人都“费解”的问题。他们大都认为，暴动既然成功了，就应该在原地开展革命工作，何必舍近求远，一定要到广东去呢？即使要去，也何必急于撤离呢？这不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吗？事情真是这样吗？请我们回到当时那个历史环境，就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了。
首先，这是一次“兵变”，是共产党人鼓动下在国民党军中的一次突然“兵变”。“兵变”的成功，必然要遭到当局制裁，这是历朝历代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兵变”成功后，面临的就是原来所在军队来讨伐的问题。这支部队原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兵变”发生后，总指挥张发奎就在“兵变”地南昌不远的九江。中间是一条南浔铁路，一九〇七年兴建，全长一百二十八公里。从九江坐火车到南昌，四个多小时就到。如果不尽快撤离，势必会引来张发奎大批军队的“征讨”。
同时南昌这个地方，还不是张发奎的地盘。半年前，它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是从广东出发的东路北伐军，经过浴血奋战争夺过来的，后来被云南籍的第三军朱培德部镇守。南昌暴动时，朱培德的军队大都不在南昌，而在南昌以南的吉安一带。如果要来进攻，顶多也就三天的路程。这样，南昌就会腹背受敌。这是“兵家之大忌”。
再说，南昌城东边就是浩淼的鄱阳湖，这种“背水一战”的地形，是最致命的，它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显然是个孤立的弹丸之地，易攻难守。就算张发奎和朱培德不采取进攻，只要把重兵一围，不到三个月，就会自行崩溃。没有外援，守城部队只能“坐吃山空”，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很清楚，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杀死，这是简单的军事常识。两万多人要吃要喝，再加上城里的老百姓，这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包袱！
再说，南昌刚刚被攻下，要是马上又打起来，城里有多少民众能支持，城外有多少力量能呼应。都是一个未知数。“共产党”这个组织，已经被国民党公开宣布“非法”。虽然暴动的旗号是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但如果有人弄明白，这是“非法”的共产党所为。他们会怎么想？可能的情况就是远而避之，说不定还有帮助国民党共同来绞杀的。至于共产党要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让广大老百姓都明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也是长期才有效的事，短时间内，不会有多大的号召力，所以也就不会有多少人支持。
这就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它必须撤离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主观的原因，它也必须撤离。那就是在“兵变”之前，为了筹划这件事情，筹划者早就知道南昌是守不住的，必须撤离。也就是说，“兵变”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或者说，不是攻下南昌，就在那里“坐地为王”，而是要把自己控制的军队，从信仰不同的人手中拉出来，建立自己的军队，然后重新“北伐”。这就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战略决策。
所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暴动，成功后得马上撤离。不然，就会陷入被进攻被包围的双重不利。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往哪儿撤呢？又是一个具体问题。
从局势来看，只能往远离敌人重兵的武汉、九江的方向。从地图上看，只有往南边。回广州？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但是，已经不现实。那里已被前第四军军长、现任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占领。而李济深是与蒋介石一样“反共”的人。蒋介石在上海反动“四•一二”反共大屠杀，他也在广州来了个“四•一五”屠共。
如今，李济深的军队，从原来留下的两个师，已发展到了五个师，再加上地方武装，少说也有五万人。李济深何许人也？一个生在广西梧州，而大部分时间却在广东经略的职业军人，是继龙济光、陈炯明、胡汉民这几任都督之后的广东最大军事实力派，也就是又一个大军阀。
剩下的就只有东江那个小港口潮汕了。那个地方曾经是陈炯明培植队伍养精蓄锐、修养生息的地方。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准备解散中华革命军留下的二十个营，被时任广东省长的国民党人朱庆澜悄悄留下，要陈炯明组成援闽粤军，到广东与福建交界的东江流域，暗暗潜伏，为孙中山后来的革命组建了第一支武装。
这些历史还不到十年，在大家的记忆中还没有抹去，所以前敌委员会的讨论，认为这个地方是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好地方。同时，这个地方的汕头还是一个港口。如果拥有了它，就可争取苏联的直接援助。再说，东江附近的普宁、海丰、陆丰等几个县，共产党人彭湃在那里搞了几年的农民运动，许多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部队撤到那里，群众基础极好。以上这些丰裕的条件，是明摆着的，所以要往那里撤。
这就是暴动部队要撤退到东江潮汕地区的理由。再说，也找不到第二个这么理想的地方了。决定了的事，就不能延误，得马上行动。一天也不能耽搁，否则待张发奎、朱培德两股人马准备好了，像铁钳一样从两边袭来，那就糟了。南昌，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上半年北伐军在攻击孙传芳驻守的南昌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当时南昌是铁板一块，但是还是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北伐军给围住，最终被攻破。从军事上来说，这是前车之鉴，所以南昌不能久留。
（2）
其实最开始，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而只是想利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唐生智的矛盾，联合张发奎，把自己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部队从南浔路带回广东，以图再举。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态演变后，这就酿成了先在南昌举行暴动，再撤到广东的计划。
也就是说，撤离南昌是早就定下来的，而且在当时也就只有这条路可走。至于其他的路，确实很难。尽管后来有人说应该怎样怎样，那只是一种假设，在当时并没有看出它有丝毫的可取性。
南下广东是南昌暴动的真正目的。共产党也想走孙中山的老路，回到广东重新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进行北伐。因为占领了广东，也就有了出海口，这就会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资和军火援助，这个前途应该是十分光明的！
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出路。孙中山就是这样做的，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都能先占领广东，然后再进行北伐，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又怎么不能呢？于是，在决定暴动之前，这个方针已被中共临时中央确定了下来。
基于此，暴动一结束，就得马上考虑撤离的问题。但是，一支刚刚才建立起来的二万三千人的军队，要短时间内全部撤离，这又是一个大麻烦。首先得分梯分批地撤，不能混乱，得井然有序。同时，还要留下强劲的部队作为殿后，以防备张发奎从后面追来。
（3）
这些军队，在暴动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就掰着指头，开始精确地计算过，共产党能从国民党的军队中，最多能拉出多少人。算来算去，也不会超过八千人，这就给共产国际一个信号，中国的共产党不能贸然举事，所以才接到了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临时中央的那封模棱两可的电报。
之后，引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追赶另一常委周恩来，要他慎重考虑。可这一追，就直接追到了南昌。此时，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张国焘也不得不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哪知却引起公愤，险些被捆起来拉出去枪毙。还是周恩来出面调解，事情才没有恶化。出于组织原则，张国焘还是向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也就是那封电报。这个电报的具体内容如下：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南昌暴动和南进广东）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加仑）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其实，共产国际并不知道，南昌暴动的军队并不是八千人，而是二万二千人。如果全部赶到，应该有二万八千人。为什么多出了这么多人呢？
原来，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加上直属队共计六千五百人，加仑并没有算进去。在到达抚州后，马上就把直属队成立为第三师，又融进一千人，也没有算进去。这样就多出来七千五百人。周士第的二十五师，是后来在军委书记聂荣臻的鼓动下，从马回岭赶过来的，有三千多人，也没有算进去。蔡廷锴第十师五千多人，是被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裹挟”过来的，更没料到。这样，在计算之外就多出了一万五千五百人。
如果共产国际当时知道有这么多人，肯定不会来那封电报，说不定还可能派乌拉尔斯基，也就是加仑将军前来指挥。因为加仑曾在苏联内战中，就曾以两万人的兵力，独立开创了一块根据地，为苏俄整个战局争取了主动。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它已经被定格在了发生过的已然事实中，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方面没有任何指示，要它的成员加入南昌的“兵暴”行动。在南昌暴动的队伍中，共产国际唯一一个成员是军事顾问纪功，他的苏联名字叫库马宁。他是因为没接到通知，才继续呆在贺龙的二十军中。那完全属于客观原因造成，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无关。
（4）
要把两万多人的部队一下就拉到那个理想的潮汕去，这在设想中是很容易的，但是真要做起来，却不是一件顺当的事。因为这些部队，本不是一个系统。刚聚在一起，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这其中，一些领导人还不是一条心，仅凭私人关系很好就暂时凑过来的，可能在中途会出现一些变数，也未可知晓。
部队从八月三日开始撤离。第一批是朱德带领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和刚成立的二十军第三师。关于第九军这个番号，是前敌委员会在举事前预设的，目的是想把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金汉鼎争取过来，但第九军军长金汉鼎是朱培德手下的得力干将，早就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所以收效甚微。后来发现师长韦杵还不错，他居然能爽快答应要参加暴动。
韦杵那个师叫二十八师，只有四千人。四千人就四千人吧，总比没有强。可是暴动前夕，韦杵也退缩了，一直待在九江医院不出来，是故意不来，还是真的病了，已无从查考，反正事实是，他并没有把部队带来。为此，第九军就一直是个空架子，为了继续争取韦杵，依然把一个“架子”留着，军长一职也留给韦杵，而朱德只任副军长。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第九军只有朱德从原南昌市公安局和军官教育团带出的三百多人。
也就是说，朱德级别很高，却没有多少兵。让他们做先遣部队，是因为朱德在前不久，就带着军官教育团在抚州一带搞过野营训练，熟悉这里的地形。更其重要的是，部队一旦遇到朱培德的人马，朱德可以打前站，和他们“斡旋”。毕竟，他们之间是有老同学之谊的，能不开战最好就不要开战，反正也就借借路，又不让对方损失什么。据说，杨如轩那个师就在抚州附近，朱德和他的关系也不错。在出发之前，朱德还专门给杨如轩写了一封信，说只是借路，根本用不着双方“开火”。
说起朱德，他已经是一个年龄比较偏大的军人，暴动时他已四十一岁。四十一岁以前，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其实，朱德的生活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出生在四川仪陇县，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就把他过继给伯父。为了自己的家族能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叔伯几个商议共同供养他读书，哪知毕业后却当了一名体育教师，这让家里的长辈们大失所望。为了不让家里人继续失望，他又重新起步，和几个朋友一起从成都出发，顺西昌通往云南的茶马古道，经丽江来到昆明，以蒙自县的户口考取了蔡锷任校长的云南讲武堂。
辛亥革命爆发，朱德还在讲武堂读书，他顺应形势，加入了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在讲武堂毕业后，朱德正式从军。职位从最底层的见习排长，一直晋升到团长。在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云南都督蔡锷首先响应，在昆明起兵“讨袁”，此时朱德已经是蔡锷靖国军手下的一个旅长。在昆明，他已经有了个像样的家，妻子叫陈玉珍，儿子是已故妻子肖菊芳所生，房屋大小二十三间，算是为家里增了光，耀了祖。
但是，新的矛盾却产生了。蔡锷去世后，云南的大权却落在了军阀唐继尧的手中。此时云南和整个中国一样，都是处在大小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中。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到处都在争斗，到处都在流血，使朱德陷入了一种怀疑与苦闷的境地。由于他喜爱读书，又善于思考，总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就一直在寻求新的出路。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不光唤醒了中国的新青年，也唤醒了像朱德这样正在思索的进步军人。“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同样影响了朱德。
在反对唐继尧的军阀混战中，时任云南宪兵司令、警务处处长和昆明警察厅厅长的朱德，却遭到了唐继尧的通缉与追杀，于是他和金汉鼎等几个朋友又从丽江茶马古道返回四川，然后从泸州到重庆，再顺江而下，到上海去投奔孙中山。可此时孙中山却被陈炯明逐出了广州，也处于逆境中。他要朱德重回云南，拉起一支队伍再干。但是朱德没有听他的，只有金汉鼎听了此话，从此两人也就分道扬镳了。
在朱德心中，早已看准了一条路，就是苏俄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决定加入共产党，就去找在上海的总书记陈独秀。那时，中共刚刚才建立不久，主要吸收的是青年学生和工人，对他这个曾经带过兵的旅长，还没有先例，所以遭到了陈独秀的婉言拒绝。但是他并没有灰心，而是决定重新起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求学。
在德国，朱德遇到了小他十二岁的周恩来。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交谈，周恩来终于发现朱德身上可贵的东西很多，特别是他金子般的人品，于是主动介绍他加入了旅欧的中国共产党。此时，与其他留学生相比，朱德的年龄确实有些偏大了。
在云南讲武堂，朱德与现在的第三军军长、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及其手下干将还是要好的同学，所以周恩来让他带着教育团先行，希望他从同学中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原来，朱德的名字不叫朱德，叫朱建德，与朱培德关系很好，在班上影响力大，一个“建”，一个“培”，都是要去做，才能见成效，所以被誉为“模范二朱”。而朱培德手下的金汉鼎、杨如轩等，也是和朱德要好的同学。
今年四月，当朱德和陈毅离开四川杨森部后，就被派到江西来做朱培德军的工作。朱培德很信任他，让他就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兼军官教育团团长。现在暴动成功了，部队要南下，周恩来要朱德先行，既探路又筹粮，适当的时候，通过同学这层关系，对云南籍的军官们进行疏通，尽量避免刀兵相见，会给革命减少损失。
（5）
暴动后拟定成立一个第三师，但人数一直不够。这个第三师，番号是二十军第三师。其实二十军只有两个师，没有第三师，只有一个直属队，有二千五百人。贺龙的二十军是从湘西带出来的，由原来的独立第十五师扩编而成。第一师师长叫贺锦斋，第二师师长叫秦光远。这个第三师，准备以那个直属队扩编，所以把它分作了两个团。一个第六团，一个教导团。这些人员基本都是由各地投奔而来的学生、工人纠察队、农会会员组成，师长的人选就是那个给武汉警卫团发电报的周逸群。
周逸群早就在贺龙的部队里当政治部主任，或者说，贺龙部队能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以及现在又参加中共南昌举事，与这个共产党人周逸群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是周逸群对贺龙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逸群与贺龙的关系，应该追溯到贺龙的军队在湘西刚刚拉起不久。在军阀间的角逐中贺龙军队曾加入过四川讨贼联军，贺龙把司令部设在距湘西不远的贵州铜仁县一家富豪的院里。恰恰就在这个富豪的家里，他发现有共产党的书籍，就请手下的师爷念给他听。听了几段后，他觉得有些话正是他想说而又说不好的。他这才知道原来共产党不是什么可怕的猛兽，它只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理想，于是问房东，这些书是哪儿来的。房东告诉他，是他儿子的，他叫周逸群，但不在家，在广州黄埔军校读书。
从那时起，贺龙就联系上了周逸群。俩人虽没有见面，但通过书信来往，双方也逐渐了解了许多。以后，贺龙就通过周逸群的关系，从广州寄来了很多进步书籍。这一下，使贺龙的眼界顿时大开，才终于明白，靠军阀们这几杆枪，是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依靠工农大众翻身求解放，整个国家与民族才有希望！
北伐时期国共合作，周逸群带着宣传队去湖南常德“统战”，他发现贺龙的军队也在这里，于是就主动要求“投奔”贺龙。两人一见面，才知道互相长得什么样。这时贺龙哈哈大笑，说那一年吃了周逸群家的谷子，还没来得及还呢。周逸群却说，不用还了，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原来，他家是个大地主，属于共产党“打土豪”的对象。之后，周逸群就当上了贺龙军中的政治部主任，成了贺龙很信任的政治咨询师。
在周逸群到来之前，贺龙和朱德的心情一样，就是对军阀间的“明争暗斗”早已不耐烦，一直在想“出路在哪里”的问题。为了和湘西军阀陈渠珍争斗，贺龙把自己的父亲和弟弟都“搭”了进去，被陈渠珍手下用蒸锅蒸死，还与自己的姐夫反目为仇，造成两个家族从亲家变成了冤家。后来，要不是贺龙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冤冤相报，不知要何时才了！白白的流血，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得利的却是那些军阀，这不得不使他思考，这样做划算吗？
见到周逸群后，贺龙经常从周逸群那里听见许多不曾听过的新鲜事，解除了自己以前一直困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周逸群向他介绍苏俄革命的成功和劳动者当家的事，对他来说更感兴趣。所以说，在闲暇之余，贺龙用自己的经历，以及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与周逸群所勾画的那个理想社会相比较，简直觉得真是天上人间，岂可同日而语。
（6）
暴动部队的主力，是八月四日出发的。蔡廷锴的第十师在左，沿东边进贤县挺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在右，沿西边的丰城县挺进。贺龙的第二十军随总部居中。最后一天，也就是八月五日，才让后来赶到南昌的周士第第二十五师出发，作为殿后部队。目标，都是在抚州集中。但是撤离后的第三天，蔡廷锴的第十师就出了问题。
蔡廷锴的第十师与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是在八月四日同时出发的，但两股大军不是走的一条路，而是分成了左右两路进军，这就给蔡廷锴的第十师提供了“集体叛逃”的机会。八月六日，第十师开到进贤县李家渡附近时，蔡廷锴突然下令在部队中“清党”，把共产党员全部逐出他的部队，然后往赣东方向转兵，去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
这是共产党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却是蔡廷锴盼望已久的事。这个结果，从表面上看是“集体叛逃”，而实则是“兵变”之后的又一次“兵变”。追溯其原因，有它内在的逻辑。对于信仰不同的人掌握兵权，就会有这个结果。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在他还没有行使离心离德的事情之前，把他的兵权解除了，就可以避免不利的因素产生。
但是，那时还是草创时期，大家都还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吃亏上当”也就注定了。看来，任何事业的成功，在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此次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其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它所产生的后果，足以使后来者仰天长叹！其教训是，千万不要在此问题上摔跤，不然就输定了！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人警醒几百年。
蔡廷锴的第十师隶属张发奎第十一军，军长叫朱晖日，副军长就是共产党人叶挺。叶挺不光是副军长，同时还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在部队向南昌集结时，第十师是在叶挺的节制下一起到的南昌。
南昌暴动发生时，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不在部队里。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蔡廷锴事先并不知道，而是上了庐山，去参加那个著名的试图要解除叶挺、贺龙兵权的第二方面军师级以上军官座谈会。当然，叶挺和贺龙在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暗传消息的情况下是没有去的，而蔡廷锴却去了。
蔡廷锴在庐山呆了两天，当听说他的部队随贺龙部队去了南昌，而叶挺、贺龙有可能反叛时，心里先是一惊，接着打起主意来。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不赶快离开庐山，部队就有被叶挺“吃掉”的可能，于是就找了个理由马上脱身。回九江后，他立刻带领师部直属人员直奔南昌。因为他知道，军人一旦离开自己的军队就什么都不是了。再说，如果不去南昌，则整个师的三个团都会被叶挺、贺龙“肢解”，这对他蔡廷锴来说是最致命的。所以，他要尽快赶往南昌。
在蔡廷锴的骨子里，他是不赞成共产党搞“兵变”的，同时也不愿意卷入汪精卫、蒋介石的汉、宁斗争中。但由于他势单力薄，而且才从二十八团团长提升到师长这个位子，其地位还不牢靠，所以对“站在哪边”这种立场问题也就很敏感很谨慎，怕一旦“站错队”就什么也没有了。再说一个小小的师长也无力去与那些大势力争斗，所以他得走一步看三步。现在，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带走了，这就意味着“吃饭家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无论如何他得赶去南昌。
紧赶慢赶，蔡廷锴一行人终于到了南昌外围。在乐化车站，他被贺龙派出的警戒部队挡了驾，于是只得在车站打电话向叶挺请示。叶挺见蔡廷锴来了，非常高兴。他以为蔡廷锴是来投奔革命的，但实际上却是来兴师问罪的，也就是那些必然要问的问题：你们凭什么把我的部队带到这里？是谁给你们的权利？你们的“反叛”能成功吗？
但是，两人见面后，蔡廷锴终于没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理由很简单，就是叶挺的过分热情和他的部队还保持原样。叶挺一口一个“哥佬”，把蔡廷锴叫得心里怪舒服的。同时一看自己的部队，原班人马，原汁原味，这就说明，他蔡廷锴登高一呼，完全还管用。再看看职位，被任命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这种待遇，可算已经顶天了。但蔡廷锴却不稀罕这个，他认为这种“反叛”并不长久，所以这种官衔，他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马上带着部队离开这里。可是，看看左右，到处都是他们的兵，如果不屈从，肯定没好果子吃。于是，蔡廷锴就暗暗打定了主意，暂时过了这一关再说。
（7）
蔡廷锴是八月一日中午到南昌的，此时他的部队已经参加了暴动。在未到之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团成员。暴动部队沿用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共三个军，蔡廷锴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
但是，蔡廷锴在思想上并没想加入共产党的暴动行列，他来南昌的目的就是要控制自己的部队。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如果没有军队，就什么都不是，这对在军阀部队里摸打滚爬了十七年的蔡廷锴来说，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表面上应允叶挺的任命，而实际上却在瞅机会带自己的第十师脱身。这就是他“叛逃”的思想动因。
蔡廷锴赶到南昌时，暴动已经结束了几个小时，这时他只有参加高层会议的份了。但是在蔡廷锴加入暴动队伍的问题上，由于他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有人提出应该“端掉”他的兵权，以免生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死心塌地要跟共产党走的贺龙。但贺龙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的担心好像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蔡廷锴不是在乐化车站与贺龙的警戒部队发生了误会吗？但是他并不理解警戒部队是忠于职守，而且理解为贺龙为了和他的部队争夺战马的私下报复。因为在蔡廷锴未到之前，双方部队为了争夺战马差点发生摩擦，后来还是周逸群从中调解，才平息了争斗。但蔡廷锴部队的飞扬跋扈，让贺龙认为，这些都跟蔡廷锴平时所灌输的思想有关，所以建议先解除蔡廷锴的兵权。
但叶挺认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随意抓人的。这样做，只能堵塞前来投奔革命的人源源而来。所以他认为，蔡廷锴这人只能团结不能打击。如果真要打击，就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他的士兵们本来不造反，却也逼着他们造反了。
南昌暴动本来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而蔡廷锴在北伐时期所表现的冲锋陷阵又是有目共睹的，这就导致了许多人都信任他。再说，蔡廷锴和他叶挺的私交甚厚，他知道蔡廷锴的为人，绝不会走背叛朋友的路！
在贺龙和叶挺两个人的意见中，周恩来权衡得失，还是认为叶挺的理由更充分一些，所以就选择了叶挺的建议。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伪装分子蔡廷锴面前，它就不管用了。
作为南昌暴动的最高指挥，周恩来的决定是算数的，而且分量也是很重的，它代表了共产党人对蔡廷锴将军的充分信任。但事情的结果却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后来一系列非常糟糕的连锁反应，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因为它几乎把中国革命的方式和进程都改变了，这是始料不及的。
（8）
在南昌那几天，蔡廷锴在表面上不动声色，许多事都虚与委蛇，而实际却在瞅机会，看何时能脱身。为了消除共产党人对他的怀疑，他也表现了一些假积极的态度，比如在参谋团会议上也能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甚至还产生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观念的东西一直支配着他，那就是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
其实，蔡廷锴已经打定了主意，即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溜走，至于部队往何处去，虽还没有想好，但只要摆脱共产党就行。对于部队里共产党人太多，那就学冯玉祥、朱培德把他们“礼送出境”。这样，在蔡廷锴的脑海里已经开始酝酿如何“清党”了。所以，历史就注定了，要和叶挺与周恩来开这次玩笑，让他们一辈子都感到尴尬！
机会终于来了。当部队走了六十多公里的时候，蔡廷锴觉得他已经脱离了叶挺的控制，于是就开始实行“清党”。此时他所在的地方，也为“清党”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因为这里是在远离目的地抚州的一个岔道上，与叶挺的军队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结构。这可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好地方，进贤县李家渡附近。
在路边的临时宿营地，蔡廷锴叫卫兵把自己的亲信三十团团长张世德找来，然后向他吐露了这几天里被共产党控制的心中郁闷。张世德也说，他也看不惯，但没有办法，左右都是叶挺的人，只好忍气吞声。于是，两人马上商议起清除共产党的事。
他们的计划是，先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分子清除出去，然后把部队拉到赣东一带去，这样既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又脱离张发奎的控制，并且可以静观风向，实在不行了，就把部队拉到浙江去，找他们的老上司陈铭枢。
主意一旦拿定，就开始制定行动方案。尽管后来这支部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顺利拉到了浙江，而且在半道上几乎丧失殆尽，但此时他们的“分共”决心，却丝毫没有减弱，以为离开了共产党就等于离开了瘟疫，而且一身轻松，体脉通泰！
关于“缴枪”，他们做了周密的安排，准备在第二天的行军中先让三十团走在中间，再让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分在前后左右进行监视。其实，不难看出，他们的目标是三十团。因为三十团的团长范荩，是共产党员，以下各营各连也就更多。
为了防备万一，蔡廷锴又叫人去找来二十八团团长陈芝韾，向他说了“清党”之事。陈芝韾是个典型的军人，不问政治只管打仗，长官说咋办就咋办，相当于一个工具。于是，这件让共产党历史上着实头疼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9）
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担任先锋的三十团，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原地待命。但两小时后，团长范荩又接到前进的命令。待他们出发时，居然发现前后左右都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人马，这让范荩起了疑心，他认为蔡廷锴已经叛变了革命，要向共产党人下手了。他马上派人找来几个营长，向他们说了眼下的局势，他认为蔡廷锴有可能将他们“消灭”，于是嘱咐手下几个共产党营长，一旦战斗打响，大家就来个鱼死网破。
中午时分，部队走到一个小镇，这里叫李家渡。范荩接到通知，要他到师部去开会。范荩已预感到不幸的事终于要发生，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中午，部队刚刚到达李家渡，蔡廷锴就马上通知各团连以上军官到师部开会。其实他是针对三十团的连以上军官的。因为，在三十团中，共产党员最多，团长范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要在这里学冯玉祥、朱培德开始“清党”了。
三十团团长范荩到达师部时，操场上已站满了人，而此时，这里已经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原来，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已经派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会场。
刚到的人，就被“接待”的副官们下了枪，然后被放进屋子。轮到范荩，副官依然要收枪，并且说了许多好话。范荩见附近尽是张世德的人，只好忍气吞声。就这样，三十团范荩以下二十多位共产党员，就被轻易缴了械。
接着，蔡廷锴走出来开始讲话。他先是说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军纪，接着就开始数落起共产党及共产主义运动来。
范荩觉得蔡廷锴的话越来越不对劲，于是就扫视了一下左右。结果他发现，到会的许多成员几乎都是三十团的，而且有许多还是共产党员。
范荩知道糟了，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包了饺子”。一场变故在所难免，这是范荩的第一感觉，于是他想到了逃生。他装着上厕所的样子往外走，想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溜掉。可当他走到门口时，却被张世德的卫兵挡了回来。
蔡廷锴数落了一番共产主义运动后，又接着说：“由于共产党有不顾信义、口是心非之嫌，在政治部中的活动日益猖獗，使各级官长忧心忡忡，他们害怕自己的性命朝不保夕，使人难以忍受，这对部队是大为不利的。所以我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应该马上退出部队。”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接着，马上就骚动起来。有的人下意识地去腰间摸枪，这才想到枪已经被强行交了。这时，才知道终于上当了。于是就想到了跑，可是在各个窗口，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伸了进来，而且还有拉枪栓的声音。
蔡廷锴接着说：“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听我把话说完！”可是，并没有多少人听他的，屋里马上就要乱起来。
这时，屋外突然响起了枪声，屋内顿时安静下来。
这是张世德为了镇住会场，特意向天空开的一枪。
蔡廷锴见大家镇定了下来，于是继续说：“我刚才说我讨厌共产主义，这只是个人的信仰问题，但并不意味我就要杀你们。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在我这个第十师中，曾经作过很多工作，那种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令我钦佩的。但你们组织起来对人使手段却又让我无法忍受，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宣布，你们还是离开第十师的为好。只要你们离开第十师，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可以保证，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绝不会学蒋介石那一套，向你们开枪的。”
蔡廷锴说完，向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凡是在我师就职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我负责发给路费。”
接着，军需处马上来了一名副官，他后面有两个卫兵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他们来到会场主席台前，是准备给这些共产党员发路费的。
就这样，蔡廷锴在进贤县李家渡把共产党员彻底“清洗”掉了，然后把拥有五千多人的第十师带到赣东北的上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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