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大部分对于《诗经》的了解用四句话就能准确地概括出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们并不避讳这四句诗是从某一部古装电视剧中看来的。比起《诗经》他们可能更加喜欢唐诗宋词，因为单从理解上来说，后者耗费的脑细胞显然要比前者少得多。
我曾试图找到这背后的原因，追根到底，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也很无奈：《诗经》中的文字太过于晦涩难懂，经过千百年的大浪淘沙，许多字早已弃之不用，也有许多字引申出别的用法，本意却被人遗忘。《诗经》的光芒闪耀了上千年后已经微弱，就像是绵延在沙漠中的河流，随时都面临着枯竭的危险，也许一阵风沙就会将文化的河流湮灭，尽管有专家学者依旧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研究。
而另一个“失传”的原因则是人为地强加在《诗经》上的各种各样的解读正名。当然我不是反对研究诗经，而是觉得诗经作为在中国诗歌的源头，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它就像是母亲河，滋养了整个后世的文学。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为一种文学供人欣赏，从中汲取养分，如同滚滚不息的黄河，从雪上上汹涌而来，呼啸着奔大海而去。可从汉朝开始，人们就开始研究《诗经》中的普世价值，到了朱子更是老气横秋，活泼泼的男女爱恋被他道貌岸然的学究气，硬生生变成了讽刺“淫奔”的道德标尺。而那些写得十分胆大泼辣又露骨的情歌，朱夫子还要绞尽脑汁给它们“正名”，想想都有些心疼他老人家呢。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会有一千种解读《诗经》的方式，产生一千种心情，这才是文学的意义也是生命力所在。而那些自以为“正统”的标准，就算是经过细致的考察，有理有据，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接近作者原本的意图。可当作者完成一幅画，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部作品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读者去欣赏他的作品时必然是带着自身的阅历去的，他是在欣赏作者的作品，可也是在检阅或者欣赏自己的人生，只有他从作品中找到共鸣，他的情感在作品中苏醒，作品才有意义。而那些无休止的考证，不过是向世人解读的一家之言。
《诗经》开篇就是《关雎》，是周南地区的民歌。翻阅诗经的次数多了，我渐渐有了疑惑，为什么会把关雎放在首篇？其实放眼整部诗经，我并不认为这篇是最出彩的。《毛诗序》中这样解释：“《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大家都知道《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就是指民歌。
或者司马迁在《外戚传》中对夫妇关系的概括能从一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夫妇之道，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为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在小农经济时期，是以家为单位的，夫妇是最亲密的关系，赡养老人，抚育孩童，相扶相搀，相濡以沫。这种夫妻感情既不能从父子关系中得到，也不能从君臣之间得到，这样重要鲜明的关系绝对不会是后来封建社会女子必须要遵从三从四德中的“以夫为纲”。
所以说诗经在后来的发展中人为地加入了一些标准，让它慢慢地变得僵化，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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