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地道的南方姑娘，在农村长大。现在住在村里的楼房里，但有一个旧屋。
旧屋，是我们那里对祖屋的称呼。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旧屋里度过的。
那间屋子很破，但很大，是一间四方形的屋舍，里面围着一个晒谷场和一个养鸡鸭和种着很多树的家禽活动地。用一排矮矮的墙隔开。
记得我小时候，那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我和班上的同学谈起了自家的房子，那时很多农村人都在村子盖楼房了，那几个在讨论自己家中楼房，我听着，有些嫉妒，便告诉她们：“我家的房子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这是真的，我的旧屋的确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但那是土房。
不过，那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信了，其中有一个便说道：“组长，你家好有钱啊！”她那副羡慕不已的模样，应该以为我家的房子是别墅。
我得意洋洋，从此便养成了撒谎的习惯，逢人便说，我家的房子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我的旧屋，建于1978年，那年改革开放，是我的爷爷和伯爷、三爷两房共有的房子，后来，伯爷到县财政局工作，单位分了房子，一家五口搬了出去（一夫一妻三子女），再后来，三爷在湛江的一个县级工商所里谋了一份职，带着妻子儿女搬到了湛江，后来回到了本市，在镇上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
这样一来，我爷爷很明显是三兄弟里最没本事的一个，其实，我听奶奶说过，爷爷在年轻的时候，曾有个同乡推荐他到镇政府做会计，但被爷爷一口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呀？会计的收入那么高？”当时的我问奶奶。
“你爷爷太老实了，不够精，那个年代（60―70年代）又乱，所以清者自清嘛！”奶奶坐在旧屋的客厅逢着我在幼儿园里不小心弄烂的衣服，说道。
我的童年最惬意的时候，便是在夏夜，搬着小凳子，坐奶奶的旁边，奶奶给我讲起我们祖上的故事。
我们那里的方言是黎语（不是黎族语言，有点像客家话，我们是客家人的后代），而奶奶的娘家讲得是捱话，但她还是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多年之后，用一口流利的黎语跟我们交谈，她告诉我，我们陈家的祖上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却值得人敬佩。“阿璇，你的十公祖打过日本鬼子，你的外公祖是个值得人们钦佩人民教师，在抗战时期，他负责教小孩子们读书，不过也就是因为教书，那十年过得可苦了，整天被人拉去批判。”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后来，我在一个网站连载一部并不算好的言情小说《孤单之歌》（后弃坑）的时候，把女主人公设置为军旅家庭的孩子，让这个浮夸的言情故事增加一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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