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的技术变革发生之后，引发大繁荣，也突破了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拥抱新技术的行业，集中度提升，催生了集中的极少数人拥有极大财富；未被新技术改造的行业发生衰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经济投机性增强；政府采用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也放松了市场监管。经济繁荣的背后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劳动者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背离，权力集中到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率，但根本上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
- 发达国家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引起公众不满，民粹主义承诺又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一旦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发生逆转，引起社会动荡
- 大众的心理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当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高负债进行高风险投机，泡沫不断膨胀
- 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下（通货膨胀），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泡沫
-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国际金融市场力量总是在市场大幅波动中寻找获益最大化，也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
- 经济一旦转入危机模式，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激化社会矛盾，甚至转向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杠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带来的压力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在经济没有达到新的平衡点之前，会出现虚假复苏，但很快会二次探底。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极端情况是二次大战爆发。
- 危机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
- 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 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巨大的外部震荡和战争威胁冲击
- 我国的战略机遇：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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