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与石越深谈过后，准备拜石越为参知政事，启动改革。石越心知自己资历太浅，不足以服众，辞去参知政事，只出任翰林学士。改革条例以朝廷的名义颁布，石越在背后谋划。
为了加深皇上的信任，减缓将来可能遇到的阻力和猜忌，石越选择韩维作为盟友。韩维是东宫旧臣，深得皇上信任，有见识，无野心，不妒贤，能藏拙。当初正是韩维大力推荐，王安石才有机会上位。石越把韩维拉到同一战线，是让他与皇上之间有一个缓冲。
石越的改革，从教育开始。简而言之，就是把现代教育体系引入古代，动用官府的力量，建立学校，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鉴于宋朝当时的生产力情况和财政状况，全民教育是不可能的，免费教育更做不到。皇上对石越提出的“付费教育”有所犹豫，毕竟当时官府主导的教育还没有收费一说，恐怕民间不能理解。石越颇费了一番唇舌才说服皇上。
教育改革不涉及官场利益，因此朝廷内部并没有多少人公开反对。就连吕惠卿也只是冷眼旁观，不准备掣肘。对教育改革有反对意见的，竟是桑充国。
石越早期曾著《三代之治》，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桑充国正是被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深深折服，才投身于白水潭学院的建设、成立义学、创办《汴京新闻》。石越在《三代之治》中描述的教育是全民免费的，如今兴办教育却要收费，这让桑充国不能理解，以为石越高居庙堂就忘了当日的志向。
桑充国准备通过《汴京新闻》发表反对意见，被妻子王昉阻拦。王昉建议桑充国先和石越好好谈谈，了解他的想法再做打算。自从《汴京新闻》报道军器监案之后，石越和桑充国之间就存在微妙的嫌隙。桑充国经妻子耐心劝说，终于决定与石越谈一谈。
面对桑充国的诘问，石越表示《三代之治》中描述的教育蓝图要经几百年才可能实现（岂止几百年，作者05年开始写这部小说，当时的中小学教育还是收费的），他现在做的只是起步，朝廷的财政根本不可能负担全民免费教育。桑充国认为只要裁汰冗兵，削减给官员的福利，自然就有经费投入教育。石越对这种书生之见哭笑不得，根本无从解释。
其实桑充国也知道全民免费教育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他真正反对的是奖学金制度的不公平性。石越为了消解民间对收费教育的怨气，提出给两成优秀学生予以奖学金扶助。桑充国认为单以成绩而论，穷人学生根本竞争不过富人学生，再加上实行过程中的徇私舞弊，朝廷的扶助很难落到穷人身上，穷人的孩子一样读不起书。对此，石越并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
石越与桑充国分开后，郁郁前行，遇到了包拯的幼子包绶。富弼曾为包绶请求优待，包绶不愿意承先人遗泽，坚持参加科举出人头地，因此在白水潭学院就读。石越欣赏包绶的风骨和见识，便询问他对教育改革的看法。包绶直言教改收费是朝廷财政不支的权宜之计，但朝廷负担两成优秀学生的学费，容易产生民怨。因为富家子弟得到奖学金，不过锦上添花，贫家子弟拿不到奖金学，却连生活都顾不上。
包绶的见解和桑充国其实是一致的，只是他比桑充国更多一些理解。石越询问可有应对之策，包绶表示朝廷可以下诏，凡成绩优异当得奖学金者，若自愿放弃奖学金，朝廷可追赠其死去的祖先一个官职。如此，许多祖上无官职的富家子弟必然会放弃奖学金要求封赠，多出来的名额便可由贫家子弟递补。（朝廷只是颁发一些荣誉，不会增加财政压力。）
石越大受启发，对包绶的建议进行补充完善，向皇上陈述。得到皇上的认可，又称这是包拯后人包绶的主意，让包绶在皇上心中留下了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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