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老师上课从来不温柔。他不像有些老师是改良派，面冷心热地促着我们向上向善，他就是一个个戳破我们的种种自我伪装，告诉我们我们不过如此。他拖着长音，沙哑着嗓子，痛心疾首，奔走呼号。我们像一颗颗半熟的果子，他无暇顾及我们的品类，我们的地域，只把他的知识他的情怀强灌进来，让我们看看世界已经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还尚且是个什么货色。他来不及了，他什么都无暇顾及了。他还有八年退休，他在走人生的下坡，而世界循着它的轨道扶摇直上，学生们各处其间歌舞升平，他和他的苍生落在世界之下，太沉重，也太痛苦。他殷殷托付，而众人目光躲闪。他无暇去扯一张温和的皮。
而我们也是众人。他说的残忍得对，我们不关心。社会教育我们向上爬，把农村顺理成章地摒弃在生活范围之外。我们与我们所处的世界自成一体，我们的不关心有整个世界的资本倾轧撑腰。Y老师的课大概让彼此都很难受。也让我们很尴尬。他每句话每句话都戳中了。很久没人比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过我的无知与卑怯。别人说话的时候其他同学都在笑，笑别人的漏洞百出，也为自己即将百出的漏洞铺垫。
然而我们彼此也都知道他的话作用寥寥。他又说对了，现状是我们这些人的共谋。而他现在有能力也有勇气去主动背叛，但他难以拉动我们，主观意愿坚定地沉浸在资本主义迷梦中的我们。我敬他，重他，可眺见他所揭示世界的残酷真实，但是我难以放弃也难以背叛自己的生活。
三小时的谨言慎行之后，我们更猛力地嗑自己的生活以忘却尴尬，而他继续踽踽独行，知其不可而为之。
Y老师竟然是搞教育起家的。或者不该说是教育，是城乡关系，是以教育出发的为乡村的赋权。出发点是他的家庭，做乡村民办教师的长兄，十个月没有工资，小孩去南京看病要家里筹钱。学校校长，长y老师一届，和他哥说，我们去新疆拾棉花吧。教育工作者，知识分子的意义与价值抵不过一句拾棉花。Y老师说他心如刀绞。这话太含蓄。现实太悲凉。
于是他所做的对抗是做研究。早年网络不普及，他为了一本教育学年鉴跑了三所高校。以此为契机登堂入室，随所任教学校的副校长去提案，所有的提议都被否了。财政厅长说我们省不会有任何问题，教育补贴也是全国第一。老师反问全国第一为什么民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来。一时气氛剑拔弩张。当时电视台去了，第二天反而是在报纸上整版见报。老师在去学校的路上买了一份，偶遇副校长，也买了一份，当时脸就白了。娄子捅出去了。当时他瞄的位置是副厅长，仕途断了。
我不知道那一刻老师的感受是什么，背叛，失望，愤怒，悲哀，他只说，这些当官的真可怜。报纸老总是老师以前的同事，说y啊我们顶不住了，市书记厅书记的秘书都给我打电话，要撤。
听到这我真是想哭。哭什么呢，触手可及的现实里，责任败给利益，良知泯于威压，耿直的被迫弯折。
隔天官媒报纸整版发文，赞扬教育政策。老师说他们都是聪明人，书记，后来的书记。聪明人欣赏聪明人，可是真的是一点他们的利益都不能碰。
他关注的是宏观之下对乡村的剥削，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之下，农村以自己为不幸，以剥削为应认命的当然。他所做的可能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是学术，或者不是象牙塔之内严谨而自洽的艺术品。他不超脱，不中立，他做的仍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不过在另一场域择另一更深刻的视角，挥笔如刀。
他做的就是最底层的东西，因为触及底线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视而不见，可以踩在别人的尸骨上刻自己的花，刻得那么单薄，那么纤弱，那么精巧但意义空虚，在粗粝的现实面前渺小而无力，穿透得太少也太薄。太高雅了。他觉得。他觉得学术应该有一定的责任感，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政治意味上的赋权，但被掌权的利益集团视而不见。
这是结构之下的东西。宏观的框架之下少见个体，少见个体所呈现的混杂了自觉与被动的说服与顺应与挣扎于自得其乐。能两个层面揭露真相大概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终极，然而真相也只是现象，告诉你这是必然，虽然这无奈。甚至这无奈也并不无奈，无奈只是一个角度上意识形态的架构，学科的起承转合之中一切都顺畅得理所应当。就是这样了，这就是社会。
然而赋权的意义在于告诉你社会不应是这样。你应见你所不能见，你应有更大的空间。当然它既定你若有选择会按他所划归的路线。他的赋权是以纸笔与整个社会结构相对抗。它同样解释社会，但不再以社会为应然顺应社会，而是一片片逆着它的龙鳞挑，以最血淋淋的方式见它的筋骨，也同时弃了它带着几分温存暖气的血肉。
真相的一部分也在血肉中被剔除了，然而真相本身即罗生门，不可见，不可碰，永无尽头。或多或少，或由心生。
而他会一直这样逆着龙鳞挑下去，抽着烟，看着心理医生挑下去。
挑下去。他要露给所有人看的是最嶙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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