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越来越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生来就是懒惰和被动的，假如没有物质上的刺激吸引或者饥饿、惩罚的驱使，那他既不愿劳动，也不愿做其他的什么事。
这一信条已为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制定教育和工作方法的准则。同时，不难立即这不过是为现有的社会价值辩护而已，关于人生来就是自私和懒惰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通过对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的探讨可以证明这一点。
弗洛姆深刻地指出，虽然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都存在于人的本性中，是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维持自身生存的生物本能，则强化了人们对物的占有，而自私和懒惰并不是人的本性的真正展现。停止不前、固步自封和倒退，简而言之，依赖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一个人清楚自己拥有什么，他才能感觉自己是安全的，并因此紧紧抓住这些东西而不松手。
事实证明，人生来都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那就是表现自己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相联系以及摆脱利己欲望的束缚。
弗洛姆说，他在这里所说的都有着充足的根据，多的可以写成一部书。因此，关于人的行为，就是要研究他们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人们不愿意去做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用贴标签来搪塞。为了证明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弗洛姆提出了以下六点说明。
1.对动物行为的观察。试验和直接的观察表明，许多动物即使在没有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仍然乐于从事困难的任务。
2.神经生理实验证明了神经细胞固有的活动性。
3.幼儿行为。弗洛姆利用当时的新研究指出，幼儿具有对复杂的刺激做出积极反映的能力和要求。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是矛盾的，按照他的假设，幼儿把外部刺激体验为一种威胁，从而激发自己的攻击性以抵抗这种威胁。
4.学习行为。许多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之所以“懒”，是因为要学的东西是通过枯燥、死板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他们对此没有真正的兴趣，一旦这种压力和枯燥乏味不复存在，同样的一些学生却表现了极大的积极主动性。
5.劳动行为。埃·梅奥曾做过一项具有经典意义的实验。他证明，当工作人员知道自己在参加一项试验的时候，一件本来枯燥乏味的工作也会变得有意思起来。当然，进行实验的人应是乐观的、有才华和知道怎样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参与感的。
在欧洲和美国的一批工厂里所做的研究都显示出同一结果，那就是即使那些对工作毫无兴趣的工人，一旦有机会在其劳动场所发挥自己的主动权、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了解全部生产过程以及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会发生令人惊讶的变化。他们变得富有创造性、积极、富于想像力和更为满足。不少工厂的领导也都相信这一点。
6.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邱吉尔曾经要求英国人付出血、汗和眼泪。他不是在吓唬他们，而是要唤起他们内心深处乐于牺牲和为共同体做贡献的欲望。战争期间，面对城市所遭受的狂轰滥炸，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共同的灾难并没有使人们失去勇气，相反却坚定了受攻击一方的反抗决心。以为通过恐怖的攻击就可以瓦解敌方的斗志，从而更快地结束战争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战争和苦难比物质充裕的生活更能唤起人们的奉献和忘我精神。在安逸的和平生活中最盛行的是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行为。奉献、分享和乐意为他人做出牺牲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出现的宗教团体、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团体，都在极力实践着这些。
那些不要任何报酬而贡献自己血液的人，其动机就是美好的；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别人的生命的人，其行为也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凡是具有真爱的人，都会在实际生活中处处为别人着想，乐于贡献自己。虚伪的爱情会使人变得更自私自利，真正的爱则更能使人去爱别人和去奉献，如果爱上了一个人，那真正爱着的人爱的是整个世界。
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中，从感情上来说，人们并不重视那种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少，因为真正的感情体验是无价之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中，从同一事物中获得快乐的人不只一个，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不是一定要占有它才能享受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再进行竞争或争夺，而且人们更能深刻地体验到一种油然而生的幸福——分享的快乐。他们甚至愿意分担痛苦。
弗洛姆充满深情地说，只有这样一种体验才会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生动并继续保持下去。
重生存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受到压抑，但它总是存在的。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没有扫罗就不会有保罗”，保罗在未被感化之前并不是一个圣徒。用重生存的生活方式来取代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就是让生命的天平倾向另一端，是通过社会的变革，褒扬新的东西和贬抑旧的东西来实现的。
众所周知，人们无法想像一个与旧人有着天壤之别的新人，在这里关键就是方向的改变。向着新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如果方向正确，那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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