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盆地与巴蜀之间，有大巴山脉横阻。大巴山脉中的一段，据传汉王刘邦在这里囤积粮草，故名米仓山。穿越米仓山入蜀的道路（蜀道），统称为米仓道。
米仓山
米仓道以陕西汉中为起点，进入四川，在南江县境内有多条支线，分分合合之后，分别通往南江县城、通江县城、巴中城和平昌县。米仓道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一张路网。沿着这条蜀道，可西去成都，南至重庆。
古代用兵自陕入蜀，多出此道。
公元前206年，萧何追韩信至米仓道之孤云、两角山，使刘邦得安邦定国之大将。紧接着，刘邦命韩信在大坝建屯兵练兵的木石城，名“牟阳城”。
公元217年（建安22年），蜀将张飞在米仓道之汉平关、落旗山大败魏将张郃，为刘备取汉中奠定基础。
1646年（顺治三年），吴三桂率清军由汉中越米仓山入川，击败大西军，杀张献忠。
米仓山，山高路险，攀行其间，如腾云驾雾。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修建道路，靠民间力量难以建成。所以说，米仓古道应该是一条官道，巴中境内的众多遗迹足可以佐证。已经发现的一些古桥、古路，宽度均为1.8米，这是标准的五尺道，也就是官道的标准尺寸。
这条官道发挥了南北融合的重要作用。被誉为“盛唐彩雕全国第一”的摩崖石刻，借米仓道传播至巴中。今天的巴中地区，到处都散落着红色石刻，被专家誉为天然的“红色石刻露天博物馆”。 2015年5月19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发文正式将巴中命名为“中国石刻艺术之乡”。
恩阳古镇的石刻标语
同时，米仓道还是南北民间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位于巴中恩阳古镇的“大栈房”，见证了米仓古道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恩阳古镇的“大栈房”客栈
著名的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巴山背二哥”，诞生在米仓道上。
巴山背二哥
千百年来，米仓古道上有一群背运队伍，他们或背运粮草，或背运武器、或背运日用品等，常年往返在川陕两地。身背“背架子”、手提“打杵子”，这是被称为“巴山背二哥”的标配。
1903年，13岁的晏阳初就是顺着米仓道，徒步从巴中城出发，白天与“背二哥”结伴同行，夜晚与“背二哥”打尖住店，从此开启他的人生新篇章，成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四方面军围绕这条米仓古道，开创了红军时期的第二大疆域，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
1932年10月，在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征战三千里来到陕南。
侦查员刘子才（后来成为巴山游击队首任司令），以贩卖梨子为掩护，先期往通江等地侦查敌情，及时向转战中的红军提供了“川北防务空虚”的情报。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4个师约1.5万人，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经陕南走米仓道入川。18日占领川陕边镇通江两河口，25日解放通江，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
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标志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正式诞生，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党政军首脑机关均驻通江境内。
川陕苏区的建立，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蒋介石先后促成四川各派军阀停战言和，并委任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共”督办，令其乘红四方面军入川立足未稳，迅速组织围攻。田颂尧遂将所部近6万人由川西东调，于1933年2月中旬，开始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
此战，历时四个月，红四方面军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苏区扩大一倍以上，进入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战后，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建为4个军，兵力达4万人。
巴中中学（云屏书院）
1933年8月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巴中县城隆重举行阅兵大会，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巴中县城。川陕省委机关入驻的云屏书院（今巴中中学），曾经走出去两个伟人：革命先驱刘伯坚、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在川陕地区站稳脚跟后，红四方面军一号人物张国焘，秋后算账，非法逮捕了红四参谋长曾中生，说他是“右倾首领”。
曾中生（1900-1935），湖南人，黄埔四期生。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最丰富的一位。1933-1935年，身处逆境的曾中生，先后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作，被红四方面军作为教材，发至部队进行军事理论学习和教育。1935年6月，红一、红四懋功会师后，中央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其真相败露，于8月中旬将曾中生秘密杀害在川西北卓克基（属阿坝马尔康）以北的森林里。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在王维舟（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有力配合下，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苏区向东扩展约150公里，使川陕苏区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会师后的川东游击军，编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军。
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共5个军。人员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八万余人，算上地方武装共计10万人以上。
通江境内的巨型红军石刻标语
至今巍然屹立于通江山上的巨型红军石刻标语，“平分土地”（每字高5.7米，宽4.6米）、“赤化全川”（每字高5.5米，宽4.7米），十多里外都能清晰可见，证明了川陕苏区曾经的辉煌。
红四方面军接连的胜仗，惹恼了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限其在3个月内将红四方面军肃清。刘湘调集川军约20万人，分为六路对川陕苏区进行围攻。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9月，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红四方面军再次重挫四川军阀，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位于通江县沙溪镇的王坪村，这里至今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其中无名烈士17225名。
红军战士用生命捍卫、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版图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成为红军时期的第二大苏区。
几乎同时，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约8.6万人开始长征。这个时候，唯有川陕苏区硕果仅存。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的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湘江惨胜，让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是中央红军四处碰壁、身处绝境时召开的，从此，一个杰出人物正式登上中国革命的最高舞台，标志着中国红军翻开崭新的一页。
因贵州军阀围剿不力，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接管了贵州。同时，蒋介石又令陇南的胡宗南部入川，准备实施新的“川陕会剿”。
这边的红四方面军，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经过连续的战争消耗，川陕苏区面临着兵员、物力、财力短缺的严峻考验。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依托老区、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这个计划在后来的执行中，实际上是放弃了川陕苏区。
徐向前元帅在清江的题词
1934年12月，为了贯彻清江渡军事会议确定的向西进攻的方针，川陕苏区机关、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先后迁至旺苍坝（今旺苍县城），后方机关也陆续迁到南江地区，做西征前期准备。
于是，红四方面军趁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刚入川，立足未稳，决定发起广(元)昭(化)战役，为尔后向甘肃南部地区发展，开拓川陕甘新苏区创造条件。
1935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入川，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接替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准备实施对川陕苏区的围攻。1月22日，“广昭战役”打响，战斗异常激烈。徐向前、丁德隆及胡宗南，都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所以说这场战役是黄埔“同班生”的较量。
正当“广昭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接遵义会议后的中央军委来电，要求红四方面军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先破川敌，以独立师向东出击钳制刘（湘）敌，而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争取赤化四川。为此，红四方面军停止与“胡宗南部的角逐”。此役历时8天，双方互有伤亡，战成平手。
由于昭化以南的嘉陵江，水深江阔，川军重兵防守，且红军又无渡江准备，西渡难以实施。为了创造渡江的战机，迷惑驻防西岸的敌人，红四方面军又发动“陕南战役”。
1935年2月3日，“陕南战役”打响，历时20天结束战斗。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宁羌（今宁强县）、沔县（今勉县）和阳平关等陕南重镇，逼近汉中首府南郑。川军邓锡侯部及中央军胡宗南部，以为红四方面军要从陕南北出，连忙调整部署，撤收部分江防部队，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红四方面军达到了声东击西的军事目的，急回师川北。
然而在红军主力陕南作战期间，川军刘湘部乘隙向苏区进攻，1935年2月3日占领万源，8日占巴中，9日占通江。
1935年3月至4月，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的电令，红四方面军10万兵力退出川陕苏区，乘川军江防空虚，在苍溪南北地区，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留下巴山游击队坚持川陕苏区斗争。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冲破了“川陕会剿”的敌军拦截，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此时，经过8个月长征的中央红军减至1.8万人，重新改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了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
陕南战役前夕，红四方面军决定组成一支部队，在大部队离开后，留守苏区。决定由刘子才来担任留守部队司令兼政委，其留守部队的构成是：正规部队的一个特务连、南江和旺苍两县地方武装、陕南的一支游击队，共约1000人。
刘子才(1912-1940) ，安徽六安人。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六霍起义，后随军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营教导员，1933年任中共绥定（今达州市）道委书记。
刘子才受命从旺苍坝带着一个连开赴南江县城。这支留守川陕苏区的唯一的红军部队，后来人们称为“巴山游击队”。这是因为建国后有人发现“打陕安川”这幅石刻标语落款是“巴山游击队”。
1935年3月，陕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前，把留守部队改称“独立师”，师长为刘子才。调王天海（时任团政委）为独立师政委，赵明恩（曾任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长）为独立师宣传科长。号称独立师，其实只有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
这支留守红军的领导层任命，为后面的生存，留下致命隐患。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当时他在前方打仗，不知道是留下的刘子才，后方的事情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定的。
早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大搞“肃反”运动，滥杀了无数红军优秀指战员，随着队伍的成倍扩大，军事干部严重缺员。另外，张国焘预估中央红军有30万人入川，为了增加自己在中共中央的份量，就尽可能多的带走大部队。所以，留下刘子才及1000人的队伍。后来红四、红一在川西懋功会师时，见红一只有一万多人，张国焘就盘算着另立中央、自己当老大。
深想一下，张国焘若有大局观，把监禁中的曾中生放出来指挥这只留守部队，或许不至于巴山游击队全军覆没。
红四方面军撤离南江后，独立师即移驻南江县与南郑县接壤的桃园（今光雾山镇），以米仓山为根据地，活跃于米仓古道上。
光雾山（米仓山主峰），海拔2600米
至1935年底，独立师打了好多胜仗，队伍发展到1200人，游击区域以桃园为中心，纵横川陕边约四、五百公里。
刘子才在取得了几次胜利的情况下，思想上骄傲、麻痹，把指挥部和队伍推进到陕南。驻陕南的陕军38军，曾被红四方面军狠揍过，这回逮到了复仇的机会，拼命围剿独立师。恶仗打下来，独立师撤回桃园时，仅存260人。
1935年5月，独立师开会，刘子才被撤职下放为炊事员，由吴三保（特务连连长）代理师长职务。部队编为两个营，一营长为王天海（师政委），二营长为赵明恩。
1935年8月，又遭陕军38军一部偷袭，独立师被迫陷入流动作战。由于连续作战、毫无补给，部队战斗减员严重。到独立师再会合时，合计人数65人（二营占50人）。旋即隐蔽深山，住进石窟之中。
这时，独立师政委兼一营营长的王天海，对革命前途极其悲观，公开表现动摇，即被处决。一营合并到二营，由赵明恩领导。独立师进入“二营时期”。
赵明恩（1910-1940），四川达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两次被捕入狱。1933年红四方面军解放达县时出狱，曾任红33军政治部主任，绥定道委宣传部长。
二营营长赵明恩在石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提出了“打陕安川”政策。即以桃园为根据地，对四川的地方势力争取合作或使之中立，使部队有安定的后方，把斗争矛头指向陕西的地主富豪。
米仓古道天然画廊
10月的光雾山（米仓山主峰），几十种树木，悄然间叶子全红了，不知洒下了多少红军烈士的热血。那挺拔的水青冈（一种乔木植物），衬映在米仓古道边，俨然是一个个天然画廊。
在这景色诱人的时节，赵明恩带着整顿后的部队，转移到桃园，指挥部设在铁炉坝。“铁炉坝”因韩信在此筑炉炼铁、制造兵器而得名。
铁炉坝游击队指挥部旧址
从此，独立师改称“巴山游击队”。
巴山游击队向米仓山四川一侧的地方势力和各阶层人士，积极宣传“打陕安川”政策，进而实现了地方政权和游击队互不相扰的局面。而对陕南一侧的土豪，不断打击，收缴其财物充作军需。陕南军政各界，上告南江县政府“养虎伤民”。南江县长李植生（四川开江人，1936.8-1938.9任南江县长），主政思想是“安民”，所以对陕南各界的控告置之不理。
有一个叫张晓康的乡绅，曾任广元财政局长、代理县长，1936年弃官还乡，暗中在桃园深山种植大烟。这人被“和谐”后，鼎力支持游击队，通过他的人脉购买了很多武器。
巴山游击队在桃园、铁炉坝等地，兴办集市，公平交易；派出“护商队”保护米仓道商贾的过境安全；不打仗时，游击队员还开荒种地、修建粮仓。整个根据地生机勃勃，队伍也发展到500多人，建立了以桃园为中心的纵横100里的稳定区域。
由于没有通讯设备，巴山游击队联系不上红四方面军。而红四方面军也发生诸多变故：张国焘叛逃，被开除党籍；“西路军”惨败，陈昌浩、徐向前乔装脱险，张琴秋被俘，李先念去了新疆；许世友延安闹事，被判一年半囚禁。所以，红四的领导，也无暇顾及这支留守部队。
当延安知道这支部队后，派人找到了游击队，指示巴山游击队“开赴延安”。因赵明恩、刘子才警惕性很高，认为与“留守苏区”精神不符，提出要见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亲笔信和照片才相信。
1937年9月，国共合作后，延安要求国民党当局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但国民党诬蔑这支游击队是“土匪”而拒不承认。
从1938年初开始，延安及在重庆的周恩来，又多次派人联系巴山游击队，终因各种复杂原因，使游击队错过了去延安的最佳时机。
巴山游击队的存在，让国民党当局始终坐立不安。1938年秋，南江县长李植生被调走，国民党新九师师长、广元警备区司令杨晒轩兼任“巴山清剿指挥”。杨晒轩部两个团进驻南江，准备“铁壁合围”巴山游击队。
设在阆中的国民党“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发布的命令称：“所有盘踞在巴山国防线之赵明恩、袁刚、王三春等余股，均应清除，免为日寇和汪逆利用，动摇四川复兴根据地”。
袁刚，横行陕南西乡县十几年；王三春，盘踞陕南镇巴县三十几年；袁、王都是当地的大土匪。国民党当局把红军指挥员赵明恩与土匪头子列为同类，其邪恶用心昭然若揭。
1939年2月，杨晒轩部两个团开始进山“清剿”。巴山游击队利用熟悉的地形，穿梭于山涧林海，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
1939年夏，国民党调在陕南宁羌（今宁强）的川军164师（师长彭焕章）490旅，归杨晒轩节制。杨晒轩委任该旅旅长李子猷为“巴山清剿主任”。
李子猷的供词
李子猷，巴中巴州人，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曾在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时，为第五路第8旅22团团长。同年夏末，李子猷旅以“抢筑国防工事”之名，进入南江。
1939年冬，李子猷领4个团的兵力，纠集陕西省保安团，总计7000余人对巴山游击队实行“围剿”。
李子猷改之前的“封山”为“空山”，他们将游击区的老百姓强迫迁走，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陷人绝境。
巴山游击队在向陕西突围的连续战斗中，与十倍于自己的敌军开展殊死搏斗，由于内部出了叛徒，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1940年3月，任游击队班长的败类杨芝芳，为了到李子猷那里领赏银，将熟睡的赵明恩枪杀。
1940年5月，先期突围出去的刘子才，改名换姓，欲重建游击队，不幸被捕入狱，6月，于南江县城慷慨就义。
坚持了5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惨遭失败。后人为了缅怀英烈，在铁炉坝游击队指挥部旧址，修建了赵明恩烈士墓和巴山游击队纪念馆。
杀害赵明恩的凶手、叛徒杨芝芳，南江杨坝人，一直隐匿到建国后的1957年，因一次他与老婆吵架而暴露，被依法判了死刑。
“巴山清剿主任”李子猷，1950年还进了新中国的川北行政公署，当了监察委员会政法处长。1952年8月，李子猷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巴山清剿指挥”杨晒轩，将功补过，成都解放后，任解放军第8步兵学校副校长，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高参。1965年在成都病逝。
今天，深山老林的硝烟已经散去，米仓古道已是旅游胜地。红军的身影，或许会渐渐淡出视线，但历史永远会铭记：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和巴山游击队，永垂不朽。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二当家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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