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北方小镇的极寒天气还在持续。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大棉帽子，提着准备好的年货踉跄地迎着白毛儿风往前走，老北风和着雪絮刮得我脸蛋子生疼，我半眯着眼睛艰难地在已经拆迁了一大半的土平房区域四处张望。
应该就是前面这家，低矮的土房上，塌了一角的烟囱正冒着稀薄的白烟，但不几下就被大风搅散了，让这片地界更显得荒芜。我把手缩在袖子里试探性地敲了几下门，门一震动随即从门框上掉了几块土喀啦下来，我正诧异着门开了。
“这么冷的天还傻站着干啥，快进来。” 说着大姨用手飞快给我掸去身上和帽子上的积雪，拉着我快步穿过门廊往屋里走。
一进屋瞬间眼镜片就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雾，屋里雾气氤氲，只听灶膛里木柴噼啪作响，把锅里的水烧得翻滚如热浪，空气中弥漫着水雾和阵阵饭香，我把雾气褪去的眼镜重新戴好，一屁股坐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
“今天外头冷吧，你看你脸都冻得青紫。”
“大姨，我妈让我来给你送年货。喏，这是两条鲤鱼、这是白条鸡、这个是糖和花生，还有我给你买的一套保暖内衣.....”我一边吸溜鼻涕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捞东西。
“你还挺会赶时候，我刚煮了一锅方便面，还卧了你爱吃的荷包蛋。快跟我来吃，再磨蹭一会儿面该坨了。”她不着痕迹地打断了我的话，东西撇了一地，她也没有要收起来的意思。
离我半米远的火炉子上放着一口小铝锅，里头咕嘟咕嘟的闷声冒着泡，我伸着鼻子使劲儿闻，可真香啊！
“闻闻是不你以前吃的那个味儿，我记得你小时候就爱跟我一起吃方便面。你妈问你为啥，你说因为跟大姨一起吃方便面大姨不管着我，想吃多少吃多少，而且大姨吃鸡蛋不吃蛋黄，蛋黄都是我的。”大姨一边说一边用筷子给我捞了满满一碗面，上头放了好几个鸡蛋黄。
“快吃吧！还跟小时候一样，我吃清，你吃黄，都管够！”
我看着地上散着一沓方便面袋还有一堆鸡蛋壳，刚才灌进鼻腔的老北风像是突然被液化了一般，直冲我的眼睛。
我俩一人坐一个小板凳，围着炉子上的面锅。大姨就着碗，一筷子接着一筷子大口往嘴里送煮面，吸溜两口面就一个蛋清，再舀一勺面汤，啪塔啪塔地大口嚼完嘴里的面，再呼哧顺一口面汤咽下，吃到热处擤一把鼻涕再擦擦脑门子淌下来的汗说，这么吃完再厉害的感冒也能好哇！
我的一碗面没怎么吃，时间久了吸饱汤汁的面显得越发粗大黏腻，大姨见状一把捞过来我的碗，囫囵几口就把剩下的面吃完了，然后捞出锅里仅剩的两个鸡蛋清就着已经咕嘟得发白的面汤再连汤带水儿的一并吃了下去。
“长大了，胃口也不如小时候好了，你都没怎么吃。也是了，煮方便面有啥好吃的，我也吃腻了。”她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自己小声嘟囔着。我跟在她身后打算把带来的东西先放进里屋。
“别进去！快出来，出来！一脑门子汗，进屋就该感冒了。把东西放下我一会儿拿到院里放着，这天气外头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箱”，可好存东西了。”
里屋的门半开着，不一会儿冷空气就交换了出来，冷暖对流呛得我吸了两下鼻子。
“这么冷里屋为啥不生炉子呢，这晚上咋睡啊？”
“白天我净在外屋干活儿，烧一锅水就能把里屋的火炕烧热，等我进里屋也差不多该睡觉了，这样一冬天能省下不少煤呢，再说你看我穿多厚，一点儿也不冷。”
从一进门我就发现大姨穿的古怪。头上戴着两个毛线帽子，其中一个露出了很多线头像是打毛线时候脱针了一样，上身套着的夹袄得有三五层，最外的是件绛紫色摇粒绒外套，胸脯左上方隐约能看到北京首钢四个字，下身穿着笨重的厚棉裤，带毡夹层的老棉鞋，这一身行头把本就有多年腰腿病的大姨压得更垮，所以她走起路来上身总是向前倾，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肩负起这漫长寒冬丢给她的重量。
我正坐在外屋板凳上盯着那一沓方便面袋发呆，看大姨一手拖着腰一手拿着几个纸卷筒和一个大红色线帽子从里屋走出来。
“今儿二十四，按规矩说今儿要扫房子，大姨这身子摇摇晃晃的够不着，你戴上帽子给大姨掸掸灰尘吧！”
房子漏雨冲下来的黄土粘在墙上好像一副抽象画，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结的蛛网已经落满了灰尘，墙皮被劣质涂料搞的青一块白一块。能看出房东已经不愿意因为一个租客而花时间修缮这栋岌岌可危马上就要被拆掉的房子。
扫完房，外头的白毛儿风渐渐停了下来，天也放晴了，太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接过大姨手里的几个纸卷筒，那是大姨早就托人买好的几副对联。
“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但好歹也算是有个家了。年底超市都忙着加班，那个人没空干这些事儿，辛苦你给大姨把对子提前贴了吧。”
对联、福字、斗方，买的还挺全乎。我从里屋一直贴到院子。大门的垛子因为是黄土粘上的，所以很难贴上去，我干脆就用图钉沿着对联外边给它都摁上去。大姨满意地打量着红彤彤的屋里屋外，她突然转过头跟我说，你给大姨念念大门口那副对子上写的是啥啊。
离开大姨家已经下午三点多钟，白毛儿风又刮起来，天也变得昏暗。在一片破败的残垣断壁里杵着的那间小房子，因为大红色的对联变得越发扎眼，我走出老远回头还是能看见那就是大姨的家，对子上写着：甘甜最是团圆日，幸福长存和睦家。
姥姥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大姨排行老三，下有一个妹妹也就是我妈。可能因为是第一个女儿的缘故，姥爷愈发宠爱大姨，正逢那会儿姥爷是修配厂厂长，家里条件稍好一点，所以大家都知道孙厂长家的千金每天吃的都是牛奶泡饼干，在物质贫乏的六十年代这绝对是一份莫大的宠爱。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两年姥爷就被人陷害，举家下放到了偏远农村。日子开始变得艰难，大姨也因此错失了上学的机会。直到我妈出生，家里才稍好转一些，那会儿大姨已经是家里的壮劳力，一边帮两个哥哥干农活，一边帮姥姥在家做饭带孩子。
我妈上小学六年级那年，她听说姐姐要结婚了，对象是最近经常来家吃饭的那个皮肤黝黑老实木讷的修车匠。
婚后大姨和姨夫的日子过得还算幸福，除了穷。一年后大姨怀孕了，生的时候难产，当时接生婆问姨夫保大还是保小，姨夫急得说我都要，都保！所以后来孩子小名就叫保保。
保保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快乐也平添了忧愁。姨夫为了能有更多生意开始带着修车的家伙什走街串巷，流动修车，而大姨则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糊一个火柴盒5分钱，每天哄着孩子睡着之后，就抓紧糊一些，有时候姨夫回家早也能帮忙做一些，一天下来也能糊不少。
日子并没有随着保保的长大变得好起来。修配厂的倒闭让很多失业工人开始以修车和钉鞋谋生，姨夫的竞争对手不仅变多了而且还比他多了新业务，所以姨夫白天摆摊修车晚上回去就用破布鞋和大姨仅有的一双皮鞋练手学钉鞋。大姨则在酒厂里找了一份洗瓶工的活，不停洗一天，能赚到一块五毛钱。
那时保保已经上二年级。他最大的愿望是能饱饱的吃一顿烧肉。所谓烧肉不过是用二三两肥多瘦少的猪肉炝锅再放进大块的土豆或者红薯一起焖煮，再就上二等面蒸出来的“带花纹儿”硬馒头。这是每个月大姨发工资之后才有的一顿大餐。
被土豆吸附过的烧肉扁扁的躺在碗底，它们经由姨夫的筷子到了大姨碗里，又从大姨的筷头溜到了保保碗里。大姨就着馒头大口吃被油浸透的土豆，姨夫用馒头蘸着浓浓的菜汤，不时来上一口小烧儿，高度酒穿喉而过，热辣直冲脑门子上去，冒汗再蒸发，似乎连平日里的辛苦都轻盈了一些。
除了每月的一顿牙祭，保保平时吃饭都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带着前一天晚上的旧饭，有时候下学去姨夫的修车摊要几毛钱，买一袋蔬菜方便面。那会儿蔬菜方便面正流行，黄绿相间的袋子上印着大块儿牛肉，面饼沉而硬，2毛钱一袋，嚼着吃泡着吃都有滋味。每次保保买一袋总是舍不得一次吃完，总要把面饼从中间掰开，一半干吃，一半留到晚上放学拿回家泡上水吃。
一次保保因为刚吃完饭又吃了半袋方便面被大姨狠狠地打了一顿，大姨骂他嘴馋不知道心疼东西。刚巧我妈来叫大姨一家周六去家里吃饺子，保保一听说吃饺子赶紧擦干脸上挂着的眼泪鼻涕，往我妈怀里一钻说，二姨我去！我要去吃饺子！
吃饭当天大姨和姨父因为手头有活都没法来，但我妈执意把保保带来，说大舅家的亮亮也在，俩孩子还能一起玩儿。后来我妈跟我说，如果这辈子老天爷能让她反悔一件事儿，那天她绝不让保保来吃这顿饺子。
爸妈和姥姥姥爷正包着饺子，就看亮亮从大门外疯了一样哭着冲进来说，保保...保保...埋住了！我爸妈慌忙往后山赶，我爸用手奋力把保保从后山的黄土坑里往出刨，等把人刨出来只觉得手上湿凉，再一看保保已经失禁彻底断气了。
冰凉的小身体、歇斯底里的大姨、沉默着一直抽烟的姨夫、已经哭到精疲力竭的母亲。
生命中如此平常的一天，一顿还没来得及下锅的饺子。
往后许多年的生活就像被覆上一层冰凉的薄霜，让至亲之间再也无法坦诚相见。
大姨因为保保的事儿住过精神病院，后来再怀上孩子因为节育环的影响最终流产。大姨的失常和孩子的早逝彻底压垮了这个本就辛苦的中年男人，不久姨夫就向大姨提出了离婚，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张全家福从此不知所踪。
2000年农历年刚过，姥爷在睡梦中猝然离世。办完姥爷的丧事后大姨做出一个让全家愕然的决定，她要跟酒厂里认识的男人一起去北京。那男人街坊们都知道，在酒厂磨坊里磨面，是个酒鬼，前妻带着儿子很多年前就离开了他。
大姨去北京的最初五六年我们没有一点联系。后来我家装了座机电话，又嘱咐一个要回北京工作的邻居，有机会的话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码带给大姨，至此我妈却始终没过问大姨这些年的境况。
电话里大姨说那个男人在北京首钢当炼钢工，这些年他们住过门头沟，去过通州，后来在石景山租了房子，瞻仰过好几次毛主席遗容还献了花，办奥运那年北京真好看，遍地的花团，遍地的外国人.......大姨只要买到IC卡就会打电话来，我们守在电话边上听她不住气儿地说直到电话那头突然断线，响起急促的忙音。
2016年暑假我和朋友得到了系里赴北京学习创业项目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它比大姨在电话里描绘得节奏更快，有一种让人发懵的不真实感。我换乘两次地铁又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才到了大姨住的地方。
彩钢瓦搭起的房子连成一片，其中不足十平米的一间属于大姨，每月房租600元。
7月末的北京像罩着一层巨大的塑料薄膜，闷热得让人窒息。大姨不停擦着汗为我和朋友扭动风扇的角度，而我执意要在这个小屋子里给她做一顿饭。
我从床下拿出发霉的锅碗瓢盆来洗，朋友帮忙打下手，大姨和面。不一会儿一锅简单美味的面片儿就做好了。屋里的空气热浪般一波波向鼻腔奔涌。大姨脖子上搭着毛巾，手捧大白瓷碗呼噜呼噜地往嘴里吸溜，最后把锅里剩的一点汤也喝了个干净，她有点儿不好意思的说，好长时间没吃面片儿了，真香！我指了指床底下那两箱方便面说，那你以后就少吃点这玩意。
吃过饭大姨神秘的从被垛下面掏出一个方便面袋子，倒出的照片散了一床。
“这是你演讲比赛的照片，还是你妈托人带给我的，我总跟房东和邻居们说我外甥女可优秀了。时间过得真快，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这个...你知道是谁不？大姨拿过来一张明显被剪去一块的照片问我。我说这是...我...保保哥。”我声音逐渐低了下去，怯生生的。
照片里大姨身材匀称挺拔，跟现在佝偻邋遢的她简直判若两人，旁边的保保哥瘦瘦小小，一手拉着大姨，另一只手连着被剪去的那部分。
大姨在北京做过早餐钟点工、卖过煮玉米、给人通过下水，因为不识字还被发传单的骗过钱，潮湿阴冷的出租房让她患上了风湿性腰腿病，那个男人住钢厂宿舍不常回来，休班回来也是一身酒气，醉意熏熏。
那晚大姨躺在我旁边，抱着我的胳膊控制着声音哭泣，我耳边充斥着她十六年的心酸过往，汗水，泪水混合着燥热潮湿的空气把我禁锢在身下这张伸不开脚的床上。
2018年大姨回到了家乡。在厚厚一沓白纸黑字的材料上摁了无数个手印之后，她拿到了政府援助的四万元失独费。
拿到钱那天，大姨在镇上最有排面的三星级酒店点了一大桌子菜，烤羊腿、烤羊排、水煮牛肉、四喜丸子、红烧带鱼、香酥里脊......然后掏出随身带着的电话簿，用酒店大堂的电话分别打给我们和两个舅舅一家。
焦香的羊腿，油汪汪的羊排，配着家乡特有的六十度白酒，大姨自顾自吃得满面油光。她说我在北京的时候，人们总是跟我说你们内蒙人真豪放，都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主儿，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就想回来了，想回来体验一把。今天这一顿吃得确实是痛快！
吃完大姨揣着装钱的布包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沾满油污的手霸气的挡住要去结账的外甥侄女们。她小心翼翼地从一捆儿红票子里捻出几张来递给服务员说，我请大家吃肉！然后一屁股墩在椅子上，醉倒在桌边。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醉酒的大姨抬到炕上躺下，她脸红扑扑的像个小孩子，身上散发着羊肉的腥膻味儿和炽烈的白酒味儿，装钱的布包被她紧紧的搂在胸前。大家围着大姨一言不发，直到她打起了鼾，那鼾声盖过了所有人的叹息，把悲伤泯于无形。
我曾经问过大姨为啥不吃鸡蛋黄，她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没那个福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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