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苏杰

又是一年到头。

悄坐在大阪的宿舍里。窗外太阳高照，市声隐隐。

与这个世界有一种莫名的疏离感。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

（一）

去年大年初三早晨我回到永济，才知道母亲住在医院里。父亲怕我路上担心，几次打电话都没跟我说。

母亲是心脏病，2017年在西安住过两次院。先在唐都医院住了十几天，准备装支架。造影检查时，严重心衰，不能装支架。后来又在西京医院住了十几天，准备搭桥。检查后，医生说病情有点复杂，风险大，建议不要做了。当时母亲并不是卧床不起，只是不能多走路，容易气短，表面看起来并没有非常痛苦。我们也害怕手术出意外，于是就开了些药，回家静养。弟弟在永济给租了带电梯的公寓，平时由住在同一小区的姐姐照看，大半年过去了，还算比较好。快要过年时，母亲感觉不舒服，实在撑不住，除夕那天住进了医院。

在病房里，母亲的状况看着还不错，见到我们很高兴。试了我们给买的羽绒服，随后又收起来，说要等出院以后再穿，不愿沾上医院里的病气。

初三一整天，母亲精神特别好。除了我们一家从上海回来以外，在加拿大留学的侄女也回来了。母亲又说又笑，招呼我们吃东西，计划着出院以后的节间琐事。

到了晚上，我让父亲回家去睡，我留在医院陪母亲。

母亲和我聊了很多，一直没有睡意。到了初四凌晨一点多，勉强躺了一会儿。

忽然，母亲叫我拿一粒药，她含在舌下。过了一会儿，又含了一粒。药起了作用。

母亲说，没事的，平时就这样，感觉过不去时，含一粒就好了。这一次含一粒不行，含了两粒才过去。

有一搭没一搭地又聊了起来，母亲回忆起许多往事，许久才慢慢睡去。

到天快亮时，病再次发作。母亲让我给父亲打电话，让他来医院。我们请医生用上药。母亲不舒服，就没有再怎么说话了。

到了晚上，情况愈发不好。值班医生说没有办法，建议我们转院去运城。初五凌晨我们转到运城，进了重症监护室。九点钟，医生出来说不行了。

后来，对转院一事，我颇为后悔。母亲最后那几个小时，我们都不能陪在床边，她耳朵背，听不清医生护士的话，不知怎样的无助和难受。

还有一个想法纠缠着我，折磨着我：如果初三晚上我不陪床，累了一天的母亲也许就能休息好，也许就能缓过去。

初五上午回到村里，在老宅堂屋里布置了灵堂，家里一时轰了很多人。

入夜，亲友邻人散去，一冬没有住人的房子彻骨地冷。

夜深了，我让一起守灵的姐夫、哥哥、弟弟去睡。大家前一晚在医院都没合眼，后面几天还有许多事，没必要都在那里撑着。我反正睡不着，一个人盯着灵前的香烛就可以了。

大侄儿很有意见，说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老人，为什么不让大家守灵。

我头脑木然，错愕道，都这么冻着，没有意义啊。

一年了。干什么都意兴阑珊，常常木然自问，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母亲

（二）

母亲和父亲同岁，1942年出生在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

1960年，年轻的父亲和几个老社员为生产队牧蜂，赶花期辗转几个省，来到母亲的小村庄，认识了母亲。不久，母亲就跟父亲来到山西永济结婚。当时他们还不满十八岁。

我的母亲

这不是纯粹的浪漫故事。当年因为饥饿，四川出来逃荒的人很多，年轻女子匆匆远嫁他乡的也很多，母亲那个村子嫁到我们村的就有好几个。

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叫“引来”的媳妇。与“娶来”的媳妇不同，“引来”的媳妇没有彩礼，没有嫁妆，没有婚礼。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被子都是褪色的布面。到同学家里看到绸缎面的被子，颇觉希罕。后来，不知哪里来的一个用过的粉红色的旗子，是绸子的，母亲洗净后作为被面，缝了一床被子。那是童年记忆里唯一一床丝绸面料的被子。

因为饥饿嫁到几千里外的他乡，有浓重的外省口音，不会作饭（在成都吃大米，在山西吃面食，多少年都没吃过大米），不会纺线织布……当时还不满十八岁的母亲，在努力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受了不少劳苦酸辛。

晋南是产棉区，将棉花变成线，变成布，变成衣服，变成鞋，是当地农村妇女的基本技能。这些都是母亲央告邻人学会的。童年记忆里，有母亲纺线、经棉（织布的一道准备工序，排布经线；来回穿梭的是纬线）、织布、糊袼褙、纳鞋底的忙碌身影。当然，供销社也有洋布和成衣，但是钱在哪里呢？

婚后十年时间里，母亲一共生过六个孩子，有两个，是在家里生产，没有保住，所以我们一共姊妹四人。姐姐最大，比我大六岁。我哥比我大两岁，我弟比我小两岁。

奶奶身体不好，受不了小孩烦嚣，大约从有我姐开始，就分家另过了。父亲从二十出头，就担任村里的支书，一连当了十几年。可以说，我们姊妹几个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

我姐和我弟都比较听话，我和我哥就比较费劲，时常搁气。后来听母亲说，到了夜里，看着炕上几个熟睡的孩子，才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小时候总是盼望着过年，过年可以穿新衣，吃好的。母亲总是要让几个孩子里外都换上新的。罩衫是请裁缝作的，或者请裁缝剪好，母亲自己回家缝制。棉衣棉裤则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好的。棉鞋和单鞋，也是如此。

记得有一年除夕，几个孩子照例在炕上试穿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我们哥仨都兴高采烈在炕上踏步，母亲忽然发现姐姐悄然面壁。扳过来，正噙着泪。因为没给姐姐买新袜子。

几个小子比较费鞋袜，一冬的袜子早穿破了。姐姐的袜子虽然旧了，却还是完好的。母亲跟姐姐商量，过年就不用买新的了吧。听话的姐姐说，好的。但是看着弟弟们都在试新袜子，姐姐还是感到委曲。

后来母亲几次提起这件事，很是伤感，说，再累，再难，一定要让孩子们在过年时上下里外都是新的。

年前给家里打电话，脑子里不由又浮现儿时过年的影像，但是，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了。

我的母亲

（三）

母亲回四川的次数很少。

1970年，在我十个月大的时候，离乡十年的母亲和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当时还没有弟弟）回过一次四川。

再一次大约是十年后，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年暑假，母亲一个人回成都。那时外公外婆都不在了，四川已没有至亲的家人。我们生产队济民妈与丈夫一起回了趟四川老家，令母亲十分羡慕。那家的丈夫是种菜的，提到那边的洋葱籽似乎很贵。于是母亲借钱买了十斤洋葱籽，希望到那里出手能够抵掉往返的车费。

出发时说好的返家时间到了，父亲晚上骑自行车到十里地外的虞乡镇火车站去接，一连接了十几天，都没有接到，也没有办法联系，很是着急。

终于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母亲回来了。带回了四川亲戚的照片，还有一样叫作地梨的水果，吃起来特别甜。

后来听母亲说起那趟回四川之行，并不顺利。从成都坐长途车回村，装洋葱籽的包被放在车顶上。到村口下车时，母亲不敢上车顶（我恐高，恐怕是遗传自母亲），请司机师傅帮忙取。司机极不友好，不肯帮忙，凶巴巴地，不管不顾地就要开走。母亲只好抵在车前挡着。司机发动车子，缓慢向前，推着母亲。母亲始终不肯让开。最后一位好心的乘客上车顶帮着把包拿了下来。到村里以后，住在亲戚家。老家的房子还在，但住在里面的长命舅舅（母亲的堂弟）精神不大正常，不能招待客人。洋葱籽却很难出手，所以多待了十几天，最后不知怎么处理的。

几十年下来，母亲只剩下极不明显的四川口音。听父亲说，一起回成都时，母亲已不能用四川话问路与人交流了。

母亲身上的故乡印记，大概就只有爱吃大米，还有就是时不时说起的童年记忆。母亲说四川老家有许多溪流，夏天常常将脚浸在溪水中取凉。晋南算是黄土高原，少见河汊溪流。每到下大雨，一片泽国之时，母亲却很高兴，说自己喜欢看水。这让她想起童年的家乡。

2002年我到成都参加学术会议，趁会议空档到母亲的老家去看了看。与我想象中的水乡景象不一样，村里已是水泥路面，并没有多少水。亲戚带我去看了外婆家的老房子，已经倾圮，指着说，那就是母亲曾经住过的房子。也见到了长命舅舅，依然疯傻，不能与人交流。听亲戚说是五保户，村里面在照顾着。叹息伤感之余，我合了影，留了两百块钱，就匆匆离开了。

我工作之后母亲还提起过想回四川老家看看。前几年父母在上海住时，我曾盘算过，找一个暑假带着父母再回一趟四川。各种事情牵扯，始终没有成行。

（四）

拉扯着四个孩子，母亲不能去生产队出工，也就没有工分，年底不仅不能分钱，还被说成是“欠资户”，也就是说，我们家欠着生产队的钱。

于是母亲特别爱挣钱。

最早是主动要求管下乡工作组的饭。当时下乡工作组是到各家吃派饭，并不是每家都愿意接待。母亲这么积极，主要是图那几毛钱的饭费和粮票。

当然，工作组也不是谁家的饭都愿意吃。或是嫌不好吃，或是嫌不干净。

每到工作组到家吃饭时，母亲总是让我们几个孩子先出去玩，只有父亲陪着吃饭。看到工作组几个人走出院子，我们几个才跑回家，到饭桌前，问哪一个是父亲用的碗。家里总共没几只碗，来人都用上了；父亲的碗可以不用洗，直接盛饭来吃。

1978年还是1979年，母亲跟着五队（我们家是六队）一位名叫金串的女人学会了吊挂面。

之所以叫“挂面”，是因为又细又匀的面条是垂挂形成的。这有几道工序。首先是和面，多少面，多少水，多少盐，前一天晚上按比例和好揉匀，放置几个小时，令其完全均匀。凌晨开始盘条，即将面搓成条，盘在大瓷盆里。盘条大约有三、四次，最后成为铅笔粗细的条，就可以“上桨”了。“桨”是约一米长的细木棍，两个为一对，将面条均匀绕在上面，略为抻拽，然后“上槽”。“槽”是父亲在屋子里用砖砌的，将上了桨的面条垂挂在里面，盖上棉褥，让面条在不会很快丢失水分的条件下，靠重力使其变细变长。太阳升起后，将细长的面挂在外面晒干。最后是裁切装裹成把。

好的时候，母亲这样忙上一天，为人加工挂面，可以挣三、四块钱。有时候我们几个也会帮忙。记得有一阵子，早上起来，先要帮母亲盘条。母亲将面往细搓，我则将搓细了的面一圈圈一层层地顺盘在面盆里。然后在熹微晨色中背着书包去学校。

后来为食品公司收鸡蛋。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提着篮子，徒步到邻近的几个村子走街串巷收鸡蛋，再送到虞乡镇上的食品站，赚取差价。有个星期天，我曾陪着母亲去附近的古市营收鸡蛋。我只是跟着，给母亲作伴，并不帮着提篮子。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母亲是怕我毛糙，摔了鸡蛋。那时我大概小学三、四年级，是一个春日的上午。不知怎地，那天的蓝天白云，路旁庄稼地里的风，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再后来做松花变蛋，打烧饼，卖油糕，主要是父亲在做，母亲陪着。不过，卖东西还是靠母亲。当过十几年支书的父亲，在会上讲话可以一套一套地，但在卖东西时却总是不好意思开口，跟人没有来回话。母亲总是满面带笑，爱跟人话家常。

有一年冬天，父母从陕西进了一卡车的松花蛋到运城，不料却很难出手。父母在河东广场租了一个铁皮屋，将货放在里面，然后用手推车装上两箱，一条街一条街地跑，跑遍了整个运城，到大小饭馆推销松花蛋。总是父亲在外面看着车子，母亲进去跟店家讲话。

当时我在运城康杰中学，高二。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母亲到学校叫我一起出去吃饭。当我们一起走到河东广场那个铁皮屋时，父亲在敞开着的门口晒太阳，广场的广播里正咿咿呀呀地在播放着蒲剧。突然我们发现，父亲脸上全是泪。母亲吓坏了，说，卖不了，咱们慢慢卖，不要着急啊。父亲笑了，说是因为听戏听进去了。不知跑了多少天，终于卖完了。后来听父亲说其实并没有亏本。

母亲在街市上跑惯了，爱热闹。一直到母亲去世前，她还总是嫌在家里太闷，让父亲用电动车将她载到街市上，看熙熙攘攘的人群，感觉自己还像年轻时那样，奔忙在人海中。

（五）

父亲母亲都只读到小学。但他们无疑是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的人。

我从小喜爱读书，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内向、悲观而又狷急，可能也是受父亲的影响。

母亲开朗，乐观，坚强，总是纠正我性格的偏颇，给我信心。

大概五、六岁时，有一天母亲努力回忆几天前称过的一袋粮食的斤两。当时正好在场的我脱口说了出来。母亲有些讶异，说，这娃记性真好。

这句夸赞给了我很强的心理暗示，从此就很用心，因而好象真的就记忆力还不错。

过年家里炖鸡时，母亲常常会把鸡心给我吃，说吃了记性就会好。母亲觉得“鸡心”读音与“记性”相近，从而有这一类“食补”的原始思维的想法。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母亲的期盼和祝愿，无疑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不让母亲失望，成为我学习的原始动力。

在村里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几乎每次都能考到班级第一名。那时每次期中期末考试过后，各班名次排行榜都会贴在校门口，给孩子们不小的压力，特别是在过春节的时候。

如果说在村小学还能比较轻松地名列前茅，那么到了初中王村中学和高中康杰中学，就越来越不容易了。尤其是康杰中学，汇集了运城地区的尖子生，王村中学那一年有三个毕业班，考取康中只有两个人。

到康中报到时，父母一直把我送到宿舍。大概是因为去得晚，本班男生宿舍已住满（一间大通铺住几十人），我被安排在一个多班混合宿舍。都是砖砌的平房。那间宿舍的门楣上有两块砖明显松动了，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熟视无睹。母亲见了却一直担着心，前几年说起往事时还提起。那两块砖竟在母亲心里悬了几十年。

在康中第一次期末考试我考得不大好。寒假前一天晚上我生平头一次失眠。展转反侧中我想知道时间，于是划了根火柴凑在父亲给买的电子表上看，将塑料表壳烫了一个印。

其实父母对我并没有什么要求。尤其是母亲，知道我敏感而又悲观，考试后看我脸色阴晴，不敢直接问我。

从第二个学期起，我开始可以考取班级第一名。分到文科班后，寒假过年前的期末考试，我几乎总是能考到第一名。记得当时另一个文科班的同学问我为什么能考到第一名时，我回答道，大概是从小的习惯吧；如果考不到，就觉得手足无措，惶愧难安。

1988年7月高考，为了能让我睡好吃好，常在运城做生意的父母在考场附近的小旅馆租了一个小房间。晚上我在母亲摇着扇子的凉风中入睡。吃早饭时，母亲给了我一罐饮料，“健力宝”。母亲大约觉得健力宝有兴奋剂的功效吧。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罐装饮料。午饭和晚饭是母亲借用小旅馆的厨房做的，我跟同学王耀武一起吃。那次高考我发挥得并不好。考试下来母亲看我脸色，不敢问我，悄悄问耀武难不难。

后来我开玩笑将高考发挥不好（当然也没有太差，毕竟还是考上了北京大学）归结为时间不对。因为我习惯于在春节前有好的状态。这是儿时形成的状态周期。正像儿歌所唱，“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成绩不好，对不住母亲一年的辛劳和瞩望。

靠着儿时的惯性，我像风筝一样，逐渐高远，而母亲的牵系，始终让我笃定，给我力量。

我的母亲

（六）

在过去这一年里，时常想起母亲。

以前大约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父亲话不多，简单说两句后，总是说，让你妈来听。母亲耳背，其实听不大清楚，每次都会大声说笑，估计着我的话头，说着自己的情况，可以说很久。母亲自己另有一部手机，有时也会给我打电话，说并没有什么事，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

现在给父亲打电话，简单几句就已无话可说。这让我很不习惯。

在地铁上看到与母亲身形相似的老太太会想起母亲。到风景宜人的城市会想起母亲，心想如果能带母亲来这里该多好啊。甚至没有任何由头也会突然想起母亲。三天两头就会想起。

牙齿好好在着的时候，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掉了一颗，要舔很久才能习惯这种缺失。

没有母亲了，我很不习惯。

听父亲说，去年春节前，母亲知道我们回家的时间后，就要父亲在家里准备我们住的地方，准备吃的东西，操很多心。父亲没有立即办好，她就着急。

母亲常说，不管你多大，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孩子。

母亲走了，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以前去寺庙里，我几乎没有拜过，因为并不相信。

年前去京都东本愿寺，在佛像前我低首合什，想起母亲，含泪默默祝祷，希望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希望母亲在那个世界里一切安好。

我的母亲何淑芳，1942年腊月初八生于四川成都崇庆县，2018年正月初五病逝于山西运城，享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