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汪曾祺就读西南联大文学院。众所周知,西南联大是才子、大师汇聚的所在,充满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只要有才,就可恃才傲物,这在西南联大是绝对行得通的。教授们有的学贯中西,有的国学根基深厚。在这样浓厚而自由的学术氛围中,汪曾祺自然收益颇深,外国翻译小说、中国古典小说、诗词无一不是他的必读书目。师从沈从文,更开启了汪曾祺的创作之路。
有论者说:“从文学成就看,汪曾祺不如老师沈从文。因为除沈之外,汪曾祺另有师法,故汪的写作更丰富也更中性,却也损失了极端之美。”我却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汪曾祺的文坛地位已经有目共睹,无需再多置喙,但将两人一起比较却是不太适宜。沈从文的散文如同碧绿翡翠,灵秀动人,而汪曾祺的文字如同羊脂白玉般温润,他们各有各的美。
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有一段经典情节,讲的是张三丰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演练示范之后,问:“你记住了吗?”无忌却回答:“忘记一小半了。”张三丰再示范,再问。回答:“还有三招没忘记。”张三丰说:“我再使一遍。”然后问:“这回如何?”无忌说:“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一段情节相信读者们都记得,都明白这段奇怪对话的意涵:张三丰教的是剑意,不是剑招。倘若无忌只记得剑招,就会被招数所拘缚,也就无法彰显太极剑法的精髓。汪曾祺向沈从文学写作也是同理,遣词造句、文章架构等“招式”已经融入骨血里,无需再刻意记忆,只要把握住“文意”就好了。所谓“意在笔先”并不仅仅形容绘画,同样可以用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挣脱“形”的局囿,让“意”飘逸而出,形成他独特的汪氏文体,也让一批又一批的文学评论者们乐此不疲地研究他的特殊文体和行文风格。
《受戒:汪曾祺小说精选》收录了汪先生的29篇短篇小说,其中包含三篇被誉为不朽的名篇:《受戒》、《异禀》和《大淖记事》。这部小说集,体现出汪曾祺小说的三美:清灵通透之美、不疾不徐之美和淡泊隽永之美。
1980年,文革结束不久,短篇小说《受戒》发表,汪曾祺六十岁。当时的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回忆文革苦难和伤痛、思考文革造成人们灵魂扭曲深层原因是伤痕文学主要描写和表达的内容。汪曾祺却反其道行之,没有加入思痛大军,而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写了一个小村姑爱上小和尚的动人爱情故事。《受戒》充满清灵通透之美,很难想象,一位经历过划为右派、文革批斗等苦难洗礼的作家,心中没有恨,只有对人间的爱和赞美。或许,就是因为汪曾祺心中永不放弃对美的追寻,才让他度过那些艰难岁月。那些困苦与折磨一旦结束,美就从他的笔尖缓缓流淌而出。
从容淡定、不疾不徐是汪曾祺秉持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中国现代小说深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大量外国小说译介到中国。最近几年流行的创意写作,教写作者如何谋篇布局、设定情节,如何描写人物,人物何时出场,等等。一般来讲,现代小说的故事情节紧凑,主要人物在文章比较前面的篇幅就出现了,但汪曾祺完全不管现代小说的规矩,他的人物,可以行文到中间乃至后面才出现。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有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也印证了汪曾祺的创作理念:把握文意,不拘束于框架,完全自成一派。有论者把他的作品归类为中国古典笔记体小说,但我却认为他的小说是无法归类到现有的小说类型,只能说是汪氏体小说。比如,他的代表作《异禀》,呈现一幅乡镇市井图,读者跟随汪曾祺的脚步,慢悠悠地“逛街”,闻一闻王二家豆腐摊飘出的豆腐香,听一听源昌烟店的老故事,再到保全堂药店坐一坐。行文到二分之一,小说另一主要人物陈相公才出场,非常“散”,非常无拘无束,非常淡定从容。不疾不徐地写,似乎没有中心人物和事物。但到最后,却能让读者掩卷陷入沉思。
汪曾祺的文字总有一种淡泊隽永之美。不说教,不反应社会的黑暗面,不刻意凸显深刻的社会意义。文章总是徐缓结束,不回顾点题,不做总结,结束就结束了,很干净,不多留一字,让人先是感觉:这就讲完了?然后,文字在脑际回荡间,才渐渐品味到小说所透露出来的人生真味。
汪曾祺的文字是美的,不止于本文所归纳的三美。正如《受戒》这本小说集的扉页,汪曾祺所写:“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还有很多很多的美,留待我们读者去发现、去欣赏,去滋润我们的心田。
汪曾祺小说的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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