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靠着裙带关系，一夜之间就可以撷取巨大的政治权力和金钱财富而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地位无人能及，甚至可以将皇权玩弄于鼓掌之间。然而，潮退时之迅速亦如潮涨时之凶猛，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来得快，去得更快，这使得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的身影看上去宛如梦幻之花，亦或是水中的一丝涟漪：残影在转瞬间明灭，过后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在我国传统历史语境中，这个群体甚至成了骄奢和变乱的代名词，他们最为闪耀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王朝穷途末路的时代。
这个群体，被称为外戚，即帝王的母族和妻族。
循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外戚玩得最火的年代，莫过于两汉；两汉时玩得最大的外戚，莫过于西汉末年的王氏家族。班固老先生在《汉书·外戚传》里感叹，王氏家族“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自有传”。洋洋洒洒的上、下两篇《外戚传》已经无处安放王氏家族的事迹了，于是不得不为其专开一贴，是为《元后传》；而王氏家族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代表人物王莽，更是以上、中、下三篇的篇幅，成为《汉书》列传的压轴人物。
考察王氏家族的兴衰过程，则不免看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顽固地发生着作用。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治乱兴亡，似乎全都不能逃脱此一规律。正如黑格尔所言，“人们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记取历史教训”。
一、庭院深深深几许
王氏家族之兴起，始于王政君。
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王莽的姑姑。
根据王莽的自述，其家族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传八世生舜帝；到周武王时，武王封舜帝后代妫（guī）满于陈国，再传十三世至陈完，陈完出奔齐国，被齐桓公封为上卿，以田氏为姓；再传十一世至田和，自立为齐君，传至田建时被秦所灭。项羽灭秦之后大封诸侯王，封田建的孙子田安为济北王。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田安被削爵为民。因为曾经被封为王爵，齐地的百姓以“王家”称之，从此便以“王”为姓。
王氏世系，其先祖可以追溯至上古轩辕黄帝，其出身可谓是根正苗红，万世一系。不过，对于这种带有夸耀性质的记载，我们大可以一笑而过。在我国专制集权时代，掌握权力以后的权贵阶层，往往会为自己找一个不同凡响的先祖以证明出身的高贵，比如说李唐皇族就和大名鼎鼎的老子攀上了亲，就连阿Q不也想和赵老太爷扯上关系么。能够像朱元璋那样坦承自己泥腿子出身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
文、景时期，王安之孙王遂生子王贺；王贺又生子王禁，这位王禁，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政君的父亲。
自从被削爵为民之后，王氏家族彻底与“田”姓，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姓氏决裂，以示告别过去，走向新时代。同时告别的，还有整个家族的贵族身份。一夜之间从天上飞着的凤凰跌落到地下成为草鸡，这种身份上的变化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都深深镌刻在王氏家族的血脉里，难以磨灭。对再次飞黄腾达的极度渴望，始终贯穿在王氏家族的灵魂当中。
有个小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曾经在汉武帝时期担任绣衣御史的王贺，执行抓捕魏郡盗贼的任务。在抓捕过程中，有些懦弱胆小、抓捕不力的官吏，按汉律应当承担连坐的责任，王贺“皆纵不诛”；而同一时期与王贺担任同样职务、著名的酷吏暴胜之，先后勾连捕杀的人数达到上万之多。王贺因此大发感慨：“我听说能使千人存活的人，子孙能够得到封赏；我现在让万余人存活，后世难道要因此兴旺吗？”（吾闻活千人有封子孙，吾所活者万馀人，后世其兴乎！）
这个梦想，在他的儿子王禁身上实现了。
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王禁生女王政君。据说王禁之妻李氏在怀孕时，梦见有月亮直入怀中，这又是古人经常用的一种炒作手段，为贵人出生编造出种种异相，象征着神秘的天人感应。王政君长大以后，性情柔顺温婉，然而先后两次要许配给他人，对方却都毫无预兆地突然死亡。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王政君难免背上“克夫”的骂名，并且成为众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朝，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实际上，在明清之前，中国人对婚姻的宽容、男女双方在婚姻上的自由程度，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比如说，王政君的母亲李氏是王禁的嫡妻，在为王禁生下王凤、王崇和王政君二子一女以后，因为实在受不了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而毅然与王禁离婚，改嫁给河内人苟宾为妻，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话说王政君嫁谁谁死，让王禁感到十分奇怪。他找人来给王政君相面，占卜者言道：“令千金日后必当大贵，贵不可言。”王禁大喜，心想原来我儿命中注定是大贵之人，难怪那两个人无福消受。他立刻安排人教王政君读书、抚琴，下决心要把她培养成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为将来出人头地做好准备。可见西汉人王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深谙包装的重要性了，他绝对不是被动地等待天上掉馅饼，他十分清楚，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王政君十八岁，王禁将政君献入宫中，入掖庭，为家人子。
对于正值如花美眷的少女来说，宫廷是一个光明和黑暗并存的所在。正如多年以后一位吟游诗人所吟唱的那样，“如果你爱一个人，送她去宫里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她去宫里吧，因为那里是地狱。”在那里，有人因为受到天子的垂青和宠爱而跃居高位，更多的人则是在寂寞和孤独中度过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甚至终老至死，亦无缘得窥天颜。后宫中女人们的斗争丝毫不逊色于朝堂上男人之间争斗，通往权力之路漫长而坎坷，却又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
为了便于管理，汉朝的皇帝将后宫的女人们分成不同的等级，并与大汉正式的等级系统和爵位系统一一对应。《汉书·外戚传》记载，后宫女子自皇后以下分为十四等，分别为昭仪、婕妤、娙娥、傛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级别最低的无涓等只相当于爵位系统中第二等的“上造”，年俸只有100石，而上家人子、中家人子的等级更在无涓之下。根据颜师古的注释，“家人子者，言采择良家子以入宫，未有职号，但称家人子也。”一年的俸禄不足百石，在后宫中是地位最低的宫女。
唐朝诗人崔郊有诗云：“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当年王政君进宫时到底是什么心情，当她回过头去眼望徐徐关上的宫门时，想必应该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将要面对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生活。她已经不能无忧无虑地在自家的后院里荡秋千、不能无拘无束地去卫河边折柳踏青了（王政君是冀州魏郡元城人，城边有卫河蜿蜒流过），她的身上承载着王家复兴的梦想，寄托着王禁热切的期望，这是一条没有退路的路，是一道没有后门的门，她必须勇敢而决绝地走下去，永不回头。
二、万人丛中一握手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出自清人龚自珍的诗《投宋于庭翔凤》，描述的龚自珍和宋翔凤之间真挚的友情。“万人丛中一握手”，极言机缘之偶然。历史的进程往往也是如此，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许多十分重大的历史转折，往往起源于十分微小的偶发性事件。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会感慨于它的神奇和吊诡：为什么一件看上去根本微不足道的事情，会对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我们的当事人、汉宣帝刘询之子、皇太子刘奭当然更加不会想到，他的随手一指，竟然直接改变了大汉历史的走向。
王政君进宫后，光阴荏苒。五凤四年结束了，迎来的是甘露元年，这是汉宣帝的第五个年号。宣帝励精图治，在他的治理之下，汉朝在武帝末年初显的衰退之势得到了抑制，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进入了史称“昭宣中兴”的盛世，文治武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整个大汉朝上上下下都充满了蓬勃的朝气，社会繁荣，国力强盛，尤其在经营西域方面成绩卓著。
可是，宫墙外面发生的一切和王政君都没有任何关系，她只能默默地遵照宫中严格的制度和规范做好一个卑微的宫女所应该做的工作。那些热闹都很好，可惜都是别人的，她在等待着，可是究竟在等待什么呢？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一天又一天，时间在等待中虚度，不出意外的话还将继续虚度下去，直到芳华消逝。和绝大多数被送进宫中的女孩子一样，她的青春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甘露这个年号注定要在王政君的生命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冥冥中命运的巨轮转动，它将送给王政君千载难逢的机遇，使她有机会飞上枝头，成为最耀眼的那只凤凰。
甘露年间的太子刘奭，正处于心情十分压抑的时期。他生性柔弱，偏爱儒术，而宣帝刘询却主张以法家思想治国，二人的政治见解分歧很大，刘询因此动过废除刘奭的太子之位、改立行事风格更像自己的淮阳王刘钦的念头。刘奭是刘询结发妻子许平君所生，而许平君后来被权臣霍光的妻子下毒致死，每次看到刘奭，刘询总会想起许平君，想起当年落难时与平君相依为命的时光。出于对妻子的怀念，刘询一直不忍心废掉刘奭，但是在人后却经常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
母亲的过早离世，使刘奭的太子地位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父子二人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这让刘奭的心头一直都蒙着一层若即若离的阴影。
更让刘奭感到伤心难过的是，甘露初年，他最宠爱的妃子司马良娣因病去世。临终前，司马良娣拉着刘奭的手说：“妾的死并非是因为天命，而是后宫有人在背后以巫术诅咒杀我。”刘奭深以为然，悲愤之情郁结在心，郁郁寡欢之下，他大病一场，放眼望去，太子宫中的娣妾良人，个个都像是杀人凶手，于是再也不肯亲近这些女子。
太子的任性举动，宣帝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在“家天下”的专制集权制度下，身为储君，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后世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曾经和朝臣们就立太子问题干了几十年的仗，史称“争国本”），太子的子嗣问题，自然也成为国家大事。太子不近女色，子嗣问题无法解决，这是很要命的事情。此外，父子之间的人伦之情，也让宣帝十分心疼幼年丧母、继而又失去心爱妃子的这个长子，为了安慰刘奭，宣帝命令皇后王氏从后宫中挑选合适的女子以侍奉太子。
改变王政君命运的机会就这样悄然到来。
王皇后是宣帝的第三位皇后。宣帝的结发妻子许平君，在宣帝即位后被权臣霍光的妻子毒死；第二位皇后霍氏是霍光之女，宣帝以雷霆手段铲除霍家势力后，霍氏被废，自杀；此时刘奭尚幼，宣帝怜惜他从小没有母爱，于是又立后宫中的王婕妤为皇后，以母亲的身份抚育刘奭。宣帝对这位皇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立为皇后之后也不亲近，只不过因为王皇后素来以谨慎著称，用之以养刘奭而已。
王皇后一生无子无女，抚育刘奭也格外用心，太子心情不好，她作为母后自然心中也不好受。于是，她按照宣帝的指示，在掖庭中精心挑选了五个女孩子让太子来挑选，这五个女孩子里，就有王政君。
太子刘奭的心情并没有因为五个女孩子的出现而好转，他还沉浸在司马良娣的离去所带来的悲伤和愤怒之中，对这五个女孩子，他没有任何兴趣。可是，他无法拒绝父皇和母后的心意，汉朝以孝治天下，身为太子，自然应当成为孝道的典范。无奈之下，面对王皇后温柔的目光，他勉强随手一指，说道：此中一人可。
这句话含义十分模糊，可以理解为“随便哪一个都可以”，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其中的某一个还不错”。按照刘奭本意，恐怕还是前一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五人之中必须要选出一人，皇后身旁的女官见太子所指， 只好向皇后禀告：太子殿下所选中的，是掖庭家人子王氏政君。
很显然，和其他的女孩子不同，王政君为这次见面做了十分精心的准备。她身穿一种被称为“诸于”的外衣，以大红色装饰衣缘，在众人中显得格外突出醒目。在觐见太子的过程中，她又处于离太子最近的位置——这是她刻意如此，还是机缘凑巧？种种疑问，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不过根据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正是因为上述因素，使得皇后身边的女官认为她就是太子那一指所指向的对象。
司马良娣如果没死，宣帝自然不会起意为太子挑选美女以充后宫；太子如果不是意兴阑珊，仔细挑选之下，可能也不一定会选中王政君；而王政君那天如果没有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女官也许也不会认为她就是太子之所指。种种微不足道的细节拼凑聚拢在一起，即成为改变历史的契机——王禁实现了家族重现辉煌的梦想，而历史的车轮，也从此驶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没有人可以预料朝局和天下大势将会因此发生何种变化，自然也没有人能够预知，王氏家族中的某一个人，将成为大汉王朝的掘墓人。
在当时情境下，王皇后内心充满喜悦之情，她当即命令侍中杜辅和掖庭令浊贤将王政君送入太子宫中。刘奭在丙殿召幸政君，春风一度之后，政君怀孕了。
这又是一个奇迹。班固在《后汉书·元后传》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先是者，太子后宫娣妾以十数，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一幸而有身。”
原先，太子后宫中有良娣、侍妾等十多人，其中宠幸时间长的有七八年，都没能为太子生下子嗣，到了王妃这里，宠幸了一次就怀孕。
冥冥中莫非真的有天意存在？当年政君出生时其母李氏梦月入怀的征兆，终于在今天得到了验证。甘露三年，王政君在甲馆画堂生下皇太孙，这是宣帝刘询的第一个孙子、太子刘奭的第一个儿子，也将是大汉王朝未来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整个帝国为皇太孙的降临而喜气洋洋，毫无疑问，皇太孙将继承发扬帝国的辉煌和荣光，带领臣民们去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宣帝将皇太孙视若珍宝，亲自为他起名为“骜”。骜者，骏马也，宣帝对长孙的期待，由此可见一斑。他常常将刘骜带在身边，和自己一起临朝听政，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摆脱乃父的柔弱之气、好儒之风，继承自己“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从而为帝国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因为刘骜的出生，刘奭巩固了他身为太子的地位，王政君也母凭子贵，从不为人知的小宫女一跃而成为太子妃。但是，除了身份地位的改变以外，政君其实并没有从与太子的结合中得到任何幸福。刘奭并不爱她，即使是刘骜的出生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她只是作为皇太孙的母亲而存在着——这是大多数皇室婚姻所固有的特点。
史书中用了一句话来描述她和刘奭之间的关系：
自有子后，希复进见。
自从生下孩子以后，就很少再有与刘奭（单独）相处的机会。
时间在波澜不惊中不紧不慢地消逝，两年之后的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冬十二月，汉宣帝病逝于未央宫中，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顺理成章地，刘骜被立为太子，王政君立为皇后。
历史在这里掀开了新的篇章，大汉王朝在这位生性柔弱、偏好儒术的汉元帝统治之下，不可避免地由盛而衰，开始走下坡路，文官、外戚、宦官集团的激烈斗争，由此愈演愈烈。
三、画眉深浅入时无
大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越州人朱庆馀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进入考场之前，他心情忐忑不安，不知自己前途命运如何，于是写诗给时任水部郎中张籍：“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他以新妇自喻，把张籍比作新郎，把主考官比作公婆，以十分隐晦却又高超精妙的手法，将自己既紧张不安、小心翼翼，又有所期待的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初露头角的王氏家族，心情和朱庆馀庶几近之。
刘奭继承帝位，史称汉元帝，改元“初元”，这是在黄龙元年的后一年，即公元前48年时候的事情。初元元年三月，立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对皇后之父授予侯爵的爵位，这是帝国传统惯例，此时，王氏一门固然获得了荣华富贵，在政治上却还没有太高地位，不过是皇族众多外戚中不显眼的一支而已。事实上，在元帝刘奭执掌帝国的十六年时间里，王氏家族始终没有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也许与刘奭和王政君之间的感情十分淡薄、刘奭因此不肯重用王氏家族有关。因此，王氏家族还要在朝野之间蛰伏，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朝堂之上，是另外一番光景。
话说宣帝临终之前，为元帝安排了三位辅政大臣，分别是大司马、车骑将军、乐陵侯史高，前将军、光禄勋、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周堪。
如此安排颇有意味。史高的姑姑是汉武帝之子、因巫蛊之祸而死的卫太子刘据的妃子，史书上称为“史良娣”；史良娣生子“史皇孙”，即宣帝刘询之父。从辈分上说，史高是宣帝的表叔，不折不扣的外戚一枚。在宣帝朝，史高协助宣帝剪灭了霍光一族，深受其信任和倚重。而萧望之和周堪既是当世大儒，又是刘奭的师傅，代表着文官集团的力量，也是偏好儒术的元帝的左膀右臂。宣帝对儒家人物是极为排斥的，而萧望之和周堪竟然得以成为他临终托孤的人选，恐怕也是他无奈之下的权衡之举。
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等就试图劝导其以儒家学术对帝国进行改造。为此，萧望之联合周堪、宗室刘更生、侍中金敞“劝导上以古制”，即更改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治理国家方法，恢复儒家所提倡的“周礼”。由于元帝本就一心向儒，萧望之等人得到他大力支持，一时风头甚劲，史高竟被抛在一边。
史高心中十分不满，外戚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从此愈来愈深。
但是与萧望之等人相比，他的力量又过于单薄，为了和文官集团对抗，史高决定请来外援。
这个外援，就是宦官集团。
宣帝时期，重用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二人都是宦官）协助其处理政务。尤其是石显，十分善于揣摩上意，深得宣帝欢心，一时间权倾朝野。元帝初年文官集团得势，对宦官集团进行了打击，萧望之更向元帝上书，请求废除中书宦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制度，由此引来了宦官集团的极端仇视。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结成了利益同盟。
考察从初元元年到竟宁元年的十六年之间，外戚、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贯穿始终，从未停息。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双方强弱之势，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竟然没有哪一方能够取得绝对的优势，将另一方彻底打到。
这和元帝优柔寡断、毫无主见的柔弱性格，有着莫大关系。
几大集团之间你争我斗，其中故事不断、颇有曲折，不过却不是本篇所要写的重点。总之，庙堂上乌烟瘴气，多年延续的政治斗争造成严重内耗，使帝国力量不断削弱。
庙堂之外，帝国又遭遇到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初元二年二月，陇西地震；四月，关东大饥荒，齐地人相食；永光元年三月、九月，冰冻灾害冻死大片庄稼，天下大饥。
曾经傲视天下的帝国，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它潜藏的深重危机。
而对于政君和她身后的王氏家族来说，更严重的危机迫在眉睫：刘骜的太子地位受到了来自于另一位皇子的有力挑战。
汉朝立国之后，帝位继承者的选择一直是困扰历任皇帝的大问题。刘邦多次想废掉嫡长子刘盈而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刘如意；刘盈去世后，其继承人在吕后操纵下也多次更换，更因为“诛吕安刘”之变而无法被正统所承认；景帝、武帝之立，也有刀光剑影隐隐相伴；武帝之后，更是为了继承人问题而闹出了“巫蛊之祸”这样的巨大政治动荡。
南大历史系成祖明教授就提到，汉朝“没有一个明确稳定的嗣君制度”，传统意义上的嫡长子继承制没有得到坚强有力的贯彻落实。这就是说，即使被立为太子，也并不代表一定就可以顺利接班，因为太子之位没有制度的保障，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虽然刘骜深受前任老皇帝喜爱，并且早在初元二年就被立为太子，但是王政君和王氏家族一直都十分低调，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八个字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他们心里十分清楚，王氏一族之荣辱，都系于刘骜一身，只有到了刘骜登上帝位的那天，王氏家族才能真正扬眉吐气，在此之前，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如果过于张扬，不要说荣华富贵，命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
他们唯有万般谨慎小心。
但是有些事情是他们决定不了，也影响不了的。
比如说皇帝的心意。
眼下这场危机，就让王政君和王氏家族十分忧虑，甚至惶恐。
因为元帝刘奭似乎很想改立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为太子。
这位皇子是刘奭第二子，为傅昭仪所生，名叫刘康，永光三年被封为济阳王，建昭五年徙为山阳王，河平二年（此时已是即位后的刘骜，即汉成帝年号）再徙为定陶王，去世后谥号“恭”，史书中以“定陶恭王”称之。
史书中说这位定陶恭王“有材艺”。《后汉书》记载，元帝晚年多病，不亲自处理政务，却十分喜好音乐。他曾经命人在殿下放置一面大鼓，自己则在围栏上居高临下，用小铜球掷击鼓面，所发出的声响与音乐的节拍严丝合缝，身边擅长音律的人都无法做到，而刘康却“亦能之”。刘康继承了乃父的音乐才华，因此刘奭对他十分欣赏喜爱，多次当众表扬他的才能，“上甚爱之，坐则侧席，行则同辇”，几乎形影不离。
相比之下，太子刘骜却“其后幸酒，乐燕乐”，好酒好色，花花公子做派确实难以作为天下臣民的表率，也难以得到刘奭的欢心。再加上刘奭很是宠爱傅昭仪，和王政君之间的夫妻感情却极为淡漠，刘骜不被刘奭所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此，刘奭多次产生废长立幼的想法，而王政君及王氏一族，心中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之前的历史教训告诉他们，太子一旦被废，下场往往都很悲惨，景帝朝的太子刘荣在争储斗争中输给刘彻之后，被逼自杀，即为前车之鉴。
而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则会给王政君及整个王氏家族以致命打击，带来的将是灭顶之灾。
政治斗争就是零和博弈，谁都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
时间进入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刘奭四十三岁，正是春秋鼎盛之时，可是龙体日渐沉重，疾病已侵入膏肓之间。他自己对此也很清楚，究竟是否要改立储君，成为他时刻挂念在心头最为迫切的问题。这段日子里，他极少见皇后、太子，却频频召见傅昭仪和刘康，让他们俩在身边侍奉，又数次向重臣问起当年汉景帝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旧事，其用意十分明显。可是，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迟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关键的时候，有一个人坚定地站在了刘骜这边，为扭转整个局势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此人名叫史丹，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乐陵侯史高之子。
早在刘奭为太子时，史丹就担任了中庶子（太子身边的侍从官）的职务，跟随在刘奭身边十余年时间，是其心腹之臣。刘奭即位后，史丹任驸马都尉、侍中，同样是他身边的侍从之官。由于史丹是刘奭当太子时的旧人，又是宣帝的亲戚，刘奭对他很是信任，特别让他守护当今太子刘骜。
刘奭病重时，史丹以亲近之臣的身份进宫探视。趁着刘奭独自一人卧床，史丹径自闯入寝宫中，拜伏在地，流着眼泪说：“皇太子以嫡长子的身份立为太子，已经十几年了，天下百姓，没有人不知道太子的名号。如今他们见山阳王受到陛下的宠爱，流言纷纷，都认为陛下要改立太子。果真如此，则公卿以下的大臣们必然以死相争，不敢遵从诏令。微臣情愿陛下您先赐我一死，以作为群臣的榜样！”
刘奭毕竟不是雄健之主，为人过于优柔，看见史丹痛哭流涕，心里已是软了几分，再被他几句话一忽悠，就彻底缴械投降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明白以自己的统御力和决断力，改立太子是想都不要想了，只好抚慰史丹：“朕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心中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几个孩子而已。朕绝没有改立太子的想法，况且皇后向来谨慎，先帝又极喜爱太子，朕怎么能违背先帝的意愿？驸马都尉你是从哪里听来这个消息的？”
史丹听皇帝这么说，知道大事已成，于是又磕头道：“微臣听信流言蜚语，微臣罪该万死！”
刘奭微微点头道：“朕的病情沉重，恐怕难以恢复了。望爱卿好好辅佐太子，千万不要违背我的意愿！”
刘骜的储君之位，至此终于确定无疑。
这段对话，记录在《后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中。读史之人如果细加考究，则不免怀疑：当时除了汉元帝刘奭和史丹二人之外，并无第三人在场，那么这段对话是怎样被记载到史书中并流传下来的？其中是否还有其他隐情？
时间久远，历史的原貌无法恢复，最高超的史家也不能把所有的历史细节一一记录在案以供后来者追溯，这无疑是后世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遗憾。
不过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凡事留一些遗憾，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当年夏五月壬辰日，元帝病逝于未央宫。
放在今天，元帝绝对是一个文艺青年。他“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无疑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和文学历史爱好者。然而和他的父亲汉宣帝刘询比起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他“牵制文义，悠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他执政的十六年，是西汉国力由强盛走向衰弱的发端。
在他的身后，王氏家族终于要强势崛起，创造出让世人惊叹的权力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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