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可谓三国后半部分中难以忽略的篇章，林林总总的剖析也有很多——曾经看过最黑的解读是怕马谡跑到曹魏，而诸葛亮通过与马谡交谈已然发现马谡纵使言过其实，却和诸葛亮常常所见略同，如若跑到曹魏则称心腹大患，挥泪也不过是斩马谡的做戏——我个人不太倾向对斩马谡这件事情过多做心里动机上的分析，原因也很简单：人心向来是复杂的，我们很多时候连自己到底在想什么都搞不清楚，连自己亲近的人到底在想什么都没法理解，何况遥远三国时期的一个人的心思。
既然心思这东西不好分析，那么对于斩马谡这件三国后期蜀汉政权中的十足的感情戏，我们还能分析什么呢？
先让我们列几条我们公认的事实：
- 诸葛亮一心忠于蜀汉，力求平定中原，匡扶汉室。
- 马谡立功心切，急于在北伐之中用实际的战果证明自己。
在承认了这两点的前提下，派马谡守街亭也就成了诸葛亮出师北伐中大胆启用新人之举，却落得满盘皆输的恶果。那我们就要问了，大胆启用新人就是错的么？姑且先让我们抛开刘备临终前对马谡的成见，历史之中，用新人，尤其是年轻人，而得到克敌制胜的例子并不少，汉武帝启用卫青、霍去病不就是这么个例子么？现在我们也常常讲创新，用新人不也是获取收益的一种手段么？
诚然，用新人，引入新的想法，却是是改变当前局面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一般都是为了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汉武帝启用卫青、霍去病，很大程度是因为旧的方法已然不奏效。爱因斯坦说过，疯狂的定义就是用相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出现。改变方法未必就会有效，可我们至少有理由期待不同的结果出现。在保证最坏结果不会比旧有方法更糟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做法所肯能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然而，诸葛亮启用马谡这件事情上却不是这样：旧的方法未必就不有效，比如王平之类的将领，未必就不能守住街亭；用马谡实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诸葛亮自己更大的期望——在北伐之时尽快提拔新人，以备后用。这里提一句，诸葛亮是很欣赏马谡的，这点毋庸置疑：仅凭南征孟获之前马谡的谏言，诸葛亮就已经认可了马谡，并对他寄托了略显浮躁的期望——诸葛亮一致都在寻找能够传授毕生所学的人的，我们不能排除诸葛亮将马谡认定为这个人的可能性。那么这件事就很清楚了：诸葛亮的大胆启用马谡，不是完全基于理性分析最优和最差可能结果后的稳妥决策，而是夹杂了个人美好期望的感性选择。德川家训有言：只知胜而不知败，必害其身！如果马谡在这北伐的历练中迅速成长起来，确实能极大加速蜀汉的北伐进程，只不过一切并没有向着诸葛亮的最好期望发展，反而因为马谡本人的特性，向着概率更大的较差的结果发展。
这里提到了马谡本人的特性，也就涉及我们之前放置的刘备对马谡的评价。为什么刘备在临终之时着重强调了马谡这个人的不可大用呢？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从刘备的动机层面来分析的观点，不过如前所述，我个人不大倾向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从更为客观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更能帮助我们得到较为可靠的结论。这样来想这个问题：如果当时是其他人坐在那里面对刘备，刘备有可能以诸葛亮为对象说出这番话么？我们能很轻易的回答：绝对不可能，诸葛亮之前的作为已然完全证明了自己丞相级别的能力，刘备没有理由说出这番话。说到这里，无论刘备到底怀着什么心态向诸葛亮说出马谡不可大用这个结论，都至少说明马谡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可怀疑之处又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马谡到底属于哪类人才稍微界定一下。他是个码农么？肯定不是，看来他这辈子与高薪无缘。干将？也不是，就冲他街亭的做法就能判断他不是个干将。他确实和诸葛亮很像，也就是年轻的诸葛亮，一个军师，一个谋士。若要提到干将，与马谡一同去守街亭的王平反而是个干将。谋士和干将在功能和行为模式上都是有很根本的区别的：所谓谋士，要能预测到他所能想到的各种可能性，并对每种可能性的可能发展有所预期，清楚其中的关键节点，以及最终各方的得失，以此为基础，进而找到己方的占优的结果，以此为目标进行谋划；而干将则需要控制场面，不需要得到最优的结果，但应该在确定范围的局势下按照既定的目标以及计划实施。这两者功用上是有倾向性的。一度有这样的言论：谋划阶段可以追求出彩，但在具体施行是只求不出差错。这样的说法到不意味着实际施行是不可能有超常发挥，只是不应该在具体施行时再怀抱超长发挥的幻想。想必Facebook的“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也大致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简而言之，谋士要想的多，干将要做的稳。这么看来，马谡在街亭的表现着实证明他就是个谋士：想得多，太浪了。
那这件事情关乎诸葛亮什么呢？直白说，身为领导，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应把一个谋士直接放在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实际诸葛亮自己已然感觉到了这一点，否则他也不会再派王平为副将辅佐，可惜他还是对马谡这个谋士有着太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他是个不世出的天才，能够小试牛刀便旗开得胜，可结果却就是个大大的悲剧。
总结下来，诸葛亮的错用马谡，其根源在于判断不再理性，夹杂着太多的个人幻想与期望，而在这样的幻想下，更加忽略了很多基础性的问题。再反观北伐本身，不也同样是这样一种错误下的决策么？看似声势浩大的北伐，实际不就是诸葛亮本人身负托孤之责后，报主心切，幻想着一路凯歌向长安，再归隆中面空山，而这样的想法又有几分实际呢？诸葛亮本人也并非不清楚这一点吧？看来，古往今来的悲剧，大体都是因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蠢行径，空留世事难料的悲叹而已。
如此浅谈，想必也不过只是些“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的胡乱堆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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